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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額的調整應與CPI的變化掛鉤
主持人:
那好,我們今天就要用這個正確的說法,免征額。您看,個人所得稅免征額這麼多年來已經做了多次調整了,但是到現在為止,人們對於減稅要求門檻提高的呼聲還是很大,為什麼提高了這麼多次以來,並沒有起到可以減免低收入者的壓力,然後從高收入者那兒能夠征更多的稅,這樣的目標為什麼沒有達到?
楊志勇:
因為個人所得稅現在的免征額雖然是從800元提高到1600,又提高到2000元,提高到2000元之後,現在正好提高之後這一段時間又碰到我們的物價漲幅是比較快的時候,物價漲幅比較快,本來免征額應該是跟人們的生活費用相掛鉤的,所以在物價漲幅相對比較快的情況下,大家就會感覺這個負擔還是比較重的。
主持人:
多方呼吁,您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是否應當把免征額的門檻再一次提高呢?
楊志勇:
我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調整的機制,比如怎麼樣跟物價掛鉤,而不是去糾纏於今天應該800,明天應該1600之類的數字。
主持人:
這種掛鉤的機制應當和哪些數據緊密相關?
楊志勇:
應該最主要的是跟CPI掛鉤。
主持人:
這是一個正比的關系?
楊志勇:
對。
主持人:
剛纔我們說到的是免征額這樣的一個問題。剛纔我們還提到了利息稅。去年8月15號,一次性從20%的利息稅降到5%,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覺得還不滿意,應當取消,您怎麼看?
楊志勇:
他這個提法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現在經常在說我們進入了負利率的時代,在負利率的情況底下如果對它進行征收,顯然是不夠合理的做法,因為利息稅從這裡面所說,它實際上是個人所得稅的一種類型,因為你本來作為所得的話應該是收入扣除掉成本,如果利息已經是負的情況下,如果對它征,應該說是不太合理的。
主持人:
在目前這種已經進入到負利率時代的情況下,利息稅的取消您覺得是指日可待還是說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望?
楊志勇:
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
主持人:
這要受到什麼影響呢?
楊志勇:
因為這牽涉到個人所得稅制怎麼樣調整的問題,就相關的一些部門,比如說法律法規怎麼樣修改調整的問題,這裡面要履行一整套程序,還有決策者怎麼進行決定的問題。
主持人:
出現了一種社會現象,出現了一種經濟現象,然後比如說稅制要進行相應的調整,稅制的調整當然是要滯後於這種經濟現象的出現,滯後多長時間是在一個合理的空間內?因為太之後的話恐怕也趕不上,對這種經濟形勢也改變不太大。
楊志勇:
不能說一定就要滯後於某些現象的發生,因為畢竟我們國家現在在建立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很多國家有他們稅制的一些做法,我們有很多可以學習的,我們自己以前也有一些經驗,我們也可以從以前,或者哪怕這些教訓,我們也可以吸取一些經驗,我們完全有可能做到事情還沒發生,我們就已經有一些應對了。
我國個人所得稅佔總稅收的比重為何低於發達國家?
主持人:
我看了幾個數字,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額這一部分錢佔到我們國家所有全部稅收總額的不到7%,應當說這個比例比較小,但是我們再參考其他發達國家,比如說美國,比如說日本,他們的個人所得稅收到的這筆稅收的錢佔到他們國家的總稅收往往都是在50%以上,您怎麼看待這種個稅收入在整個稅收盤子裡面這種比重的差異?
楊志勇:
這個應該跟我們國家經濟發展階段是有關系的。因為我們國家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主體稅種還是流轉稅,特別是以增值稅為主的稅制,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它的稅制怎麼設計,首先要滿足這個國家財政支出的需要,或者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需要。如果說我們國家在改革一開始就選擇個人所得稅作為稅種的話,那麼我們這個收入是沒辦法保證的,因為個人所得稅如果要以所得稅作為主體,首先是收入扣除掉成本費用,後面纔有所得,在我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低的情況下,我們的所得可能相對會低,最基本的我們現在很多需要政府做的事情,可能即使你懷著很好的願望,但是可能會出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這種狀況。
主持人:
應當說這是一個過程。
楊志勇:
對。
主持人:
是否未來我們也會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就是個稅所佔的整個稅收的比例要逐漸增大?
楊志勇:
應該是這樣的,但是這個可能會有一個過程,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個人所得稅這裡面可能還有一些值得改善的地方,如果這些改善的過程,個人所得稅可能在短期內出現一個下降的過程,然後接著,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它又會再增加,但這邊有一個現在的增值稅出來之後,我們的個人所得稅也許比重不會像美國或者日本他們提高的那麼多,提高到那個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