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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日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專項報告顯示:200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至3.33?1,絕對差距達9646元,為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增幅最高、差距最大——這兩組數據折射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一經披露便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9.5%和3.33?1,兩組數據意味著什麼?
按照統計口徑,農民人均純收入,是指農民總收入扣除相對應的各項費用開支後,農民能夠自由支配用於吃、穿、住、用等剩餘收入的平均數;城鄉居民收入比,是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
前者是反映農村居民生活狀況的一項重要指標,後者則被有關方面視為衡量社會和諧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數。
1985年以來,改革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農民增收速度開始下滑。『九五』時期,只有1996年農民人均收入實現了大幅度提高,較上年增長9%,此後很快又開始下降,2000年增幅降至2.1%。 『十五』期間,國家逐步加大力度支持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有所提高。『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轉了農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農業部部長孫政纔表示。
在連續下發的5個中央1號文件中,2004年的1號文件就以促進農民增收為主題,出臺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隨後幾年,中央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繼續穩定、完善和強化強農惠農政策,通過取消農業特產稅、牧業稅、農業稅和屠宰稅等『四稅』,使農民負擔與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每年減少1335億元。
2004年至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量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連續4年超過300元,增幅實現了1985年以來首次連續4年超過6%。而近年來增幅最高的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4140元,比上年實際增長9.5%。
但與此同時,相比於縱向上對農村居民生活狀況不斷改善的樂觀統計,『城鄉居民收入比』這一衡量社會和諧程度的重要指數,卻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1985年達到歷史最低點,為1.80:1,1997年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加速擴大,2001年為2.90:1,2002年繼續擴大到3.11:1,之後基本保持不斷擴大的趨勢——2006年擴大到3.28?1,2007年更是達到了3.33?1。
農民增收的『兩最』困境,引發了各界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的思考。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認為,居民和農民在收入、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農民從事傳統農業,人均純收入中四成是實物折抵的收入,還有兩成用於預購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而城鎮居民能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還能享受醫療和失業保險等多種福利補貼。
專家表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持續擴大趨勢,根本原因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民收入基數低,同時受現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
有關方面緊鑼密鼓謀劃統籌城鄉發展新格局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最基礎、最重要的就在於搞活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農民收入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態勢,但農民增收的基礎仍比較薄弱,增收渠道仍比較缺乏,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長效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孫政纔指出。
受國際原油等原料價格上漲影響,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近幾年大幅上漲,毫無疑問增加了農民生產成本,從而擠佔了增收空間。相關數字顯示,2004年至2007年,全國稻谷、小麥、玉米三種糧食平均每畝總成本從395.5元增加到481.1元,畝均淨利潤從196.5元下降到185.2元。按目前價格測算,今年因農資價格上漲,農民種糧畝均支出比上年增加近60元。
農民增收另一個重要來源——工資性收入方面,也面臨嚴峻考驗。今年以來受鋼鐵、建材等行業落後生產能力的加快淘汰、能源和各種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人民幣不斷昇值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東部沿海地區出現了一些出口企業成本不斷增加、生產規模逐步壓縮的情況。
『這些行業都是吸納農村勞動力較多的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導致這些地方農民工就業機會有所減少。』國務院報告指出。
此外,近幾年自然災害多發、頻發、重發,也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造成了很大影響。
面對嚴峻的形勢,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員到學者,社會各界的認識得到統一: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這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促進農民富裕的根本途徑。
最近,有關方面展開了緊鑼密鼓的行動,探索中國農村新一輪改革方向。8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聽取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穩定增收專題報告;9月初,全國政協舉行『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專題協商會。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不久前在海南、浙江、湖南、吉林、重慶進行實地調研的情況表明,與城鄉二元體制相對應的相關法律和政策已成為制約城鄉一體化的瓶頸:農村土地承包權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面臨法律和政策上的束縛,制約土地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和農地效益提高;城鄉二元戶籍分割使進城務工農民總體上仍無法融入當地社會;『三農』融資問題難以有效突破;行政管理體制明顯不適應城鄉統籌發展的要求,政府部門職能缺少協調,難以形成合力,服務『三農』功能較弱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認為:『當前,統籌城鄉發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改革城鄉二元體制,這將是中國下一輪改革發展的重點。』
社會各界期待中國農村發展改革步入嶄新時代
面臨諸多新情況,專家表示,必須在政策、法律、制度、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有利於推進城鄉一體化的變革,盡快扭轉城鄉差距擴大趨勢。
從2007年開始,中央啟動了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經國務院批准,設立了重慶市和成都市兩個試驗區。兩地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目標,在促進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公共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現代文明向農村傳播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大膽探索,並取得初步成效。
綜觀重慶和成都的改革創新,發展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勞動就業和社會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圍繞一個重點:千方百計促進農民穩定增收。
改革試驗區的探索和做法,使更多的人認識到,要在全社會營造改革城鄉二元體制的氛圍,擺脫一切束縛城鄉二元體制問題解決的桎梏,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強農惠農政策,廣泛開闢農民增收渠道。
『要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讓農民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讓農民真正得到農產品流通加工環節增值的好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周聲濤說,『只賣糧食、賣初級產品,很難實現農民增收。』
『農產品價格』也成為各界思考促進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曾任農業大省河北省委書記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白克明指出,長期以來農產品和工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越拉越大是一個突出問題。
基於此,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專項報告提出,要逐步理順農產品價格,兼顧消費者承受能力和生產者利益,使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針對農村金融服務嚴重滯後,金融供給、服務『三農』內在動力不足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董文標建議,必須綜合發揮產權政策、財稅政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的作用,構建農村金融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
新形勢下如何繼續深化農村改革,讓城鄉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國務院的報告強調,要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引導農民依法以轉包、轉讓等形式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增加農民的土地收益和財產性收入;加快推進農村綜合改革,鞏固稅費改革成果,嚴防農民負擔反彈……
目前,社會各界都把目光聚焦到將於10月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將研究農村改革發展問題。人們普遍期待,這次會議所作出的農村改革發展的有關重大決定,能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開啟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又一個嶄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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