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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1884~1955)美國俄勒岡州人,《紐約時報》1930~1940年駐華首席記者。
在來中國之前,哈雷特·阿班怎麼也沒想到,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自己會一待就是15年。
那是1926年,這個在美國報界已經足足浸淫了21年、頻頻跳槽、最高職位已經做到總編的中年人,因為『厭倦了一成不變的日子』,便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
從此,這個美國記者的生命,便與古老而動蕩的中國互相纏繞。在華期間,他從《紐約時報》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昇任中國首席記者。此時,適逢中華民國歷經種種巨變。於是,他的報道,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
這15年間,中國歷史每一次起伏、每一寸皺褶,無不通過他的筆觸,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在那個年代,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很少有人能與阿班相比。
他的居所,位於上海百老匯大廈的頂層,手下記者、助理與僕役成群,出行則由車夫駕駛最新款轎車,還有保鏢伴隨。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無不將他奉為上賓。
同行們看阿班,都帶著艷羡的眼光。但讓眾人服氣的是,為了獲得最新的新聞,這個生性爭強好勝的美國人,總是衝在第一線。
他孤身坐軍列深入山東,調查濟南慘案的真相;在天津,他於『數十米外』目擊日機轟炸南開大學;旅途中,他常住在荒郊破廟之中,全身被跳蚤臭蟲咬得起泡脫皮;為了近距離觀察上海『八·一三』戰事,他冒險在『直線距離只隔八條街』的大樓上租下一個房間,『每有巨型炸彈爆炸,便有滾燙的金屬彈片落到我的椅邊』。
在第一線拼搶新聞的記者,常能目睹一個個歷史的真實瞬間。而阿班稿件中所描述的鮮活細節,使得乾枯的歷史,有了溫度和情感色彩。
塘沽協議簽訂之時,阿班觀察到,中國高官從專列上走下來,沿著塵土飛揚的街道,步行到日本領事館大門,他們被日本哨兵粗暴地擋住,在炙人的烈日下等了近十分鍾纔被放入門內。協議簽署完畢,『中國人又冒著塵土,一路蹣跚走回專列』。雖寥寥數字,中國之屈辱,卻從中可見一斑。
然而,抵達現場並非新聞的全部。阿班最為傳奇的經歷,則是他對西安事變的報道。
1936年12月12日的晚上,阿班正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宋已外出,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給蔣介石的私人顧問端納去電話,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於是,他馬上趕往宋美齡公館拜訪,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孔祥熙家。
至此,阿班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他一遍又一遍地撥打孔家電話。撥了無數次後,電話終於接通,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獨家消息,就此誕生。
的確,阿班的真正優勢,在於他『長袖善舞』,建立起了廣泛的上層關系。國民黨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都有他的私交。這使得他對時局了然於胸,有著常人所不及的判斷。
當然,阿班與各國高層的關系,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由於他恪守西方新聞『客觀、公正』的原則,許多報道讓國民政府很不快,外交部多次要求《紐約時報》將他調離中國。民國政府還曾經下令,禁止政府官員向他提供新聞,甚至不允許官員和阿班交往。
因為多次在報道中揭露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他曾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被猛力狂踢,但即便如此,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依舊看不到任何情緒性宣泄,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
阿班也面臨過種種誘惑。張作霖曾想請他當公關經理兼外事顧問,他一口回絕;『一·二八』事變後,日本軍官也曾上門行賄,要求阿班美化日軍的侵略行為。
『你我都知道哪些記者是收過賄賂的。』面對日本軍官,阿班氣得聲音發抖地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一旦知道誰是受賄的,他們寫的東西,就再也沒人看、沒人信了!』
在中國十多年的新聞報道中,這個記者一直秉持著這樣的原則——想要使得自己書寫的『歷史草稿』公正可信,就必須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無論如何追逐新聞,都要有底線』。
1937年8月23日中午,阿班正和助手在上海南京路的永安百貨大樓采購望遠鏡,一枚中國空軍誤投的炸彈從天而降,坐在車裡的阿班被震得暈眩過去。意識清醒後,他逆著狂湧而出的人流跑進永安公司,找到了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助手,幾經周折之後,將他送到醫院進行搶救。此時,報道新聞的事,早被他拋到了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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