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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安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
核心觀點
『逢中必反』的固有心態影響了一些西方的媒體人和社會精英,使他們面對中國時失去了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以及對不同聲音的寬容心。他們也因此陷入了與西方新聞自由信條相反的政治困境。
據德國媒體不久前的報道,德國之聲到底免去了張丹紅中文部副主任的職務。據說,還有一些德國作家聯名向德國聯邦議會寫信,要求對德國之聲中文部進行審查,並稱張丹紅是個『政治糊涂的記者』。西方的『政治掛帥』強烈震動了中國公眾。張丹紅無非是說了一些客觀的話,但『新聞自由』的德國卻容不下她的幾句『異見』。看來,西方的『新聞自由』是一定要符合其『主流政治觀』的。如若不符,那就只有開路走人。
從這段時間看,張丹紅不是唯一孤立的個案。在今年8月初,德國另一家媒體體育信息通訊社解除了記者迪特·黑尼希的職務,媒體認為主要原因也是由於長期以來『明顯親華』。因為報道立場問題而遭到媒體的歧視和偏見,在整個新聞史的發展中其實並不少見。當年NBC的著名記者、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彼得·阿內特因為聲稱『美國的戰爭計劃已經失敗』,就被掃地出門。但是因為親華立場在西方媒體中遭到歧視或者被排擠的個案,2008年以來在德國媒體中倒是高調出現。我們不由得想,中國的發展到底觸痛了一些德國媒體的什麼敏感神經,以至於連他們宣揚的『言論自由』這樣的招牌都要砸了。
言論自由是新聞工作者的一種理想,人們希望以此捍衛每一個人自由和公開表達意見的權利。保護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是人類在走向進步的過程中政治文明的表現。但是,某些德國人如此高舉政治大旗,倒是讓我們看清了,言論自由其實並沒有一套普世標准,它更像是一種相對權利,或者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西方媒體一再表白,希望通過對言論自由的爭取,來實現對政治權力的平衡,並保護真實客觀的新聞報道,但在運作過程中,有些媒體自身卻無法擺脫與這一信條相反的政治困境。
眾所周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言論自由被西方國家作為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經常使用的武器。這種批評往往充斥了對中國政治制度、人權狀態,甚至是歷史文化的偏見。一些西方人用一種普世理想作為政治武器,攻擊另一個國家的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種濫用西方話語優勢的做法遲早要付出代價。
換句話說,一些人批評中國的出發點就錯了。他們抨擊中國時缺乏起碼的善意,也操作得很不認真,根本不想或是不屑了解中國的基本國情,無視中國從經濟到政治以及人權領域的巨大進步,批評中國時信口開河,只要在西方聽著順耳就行了。這種『逢中必反』的心態影響了一些西方的媒體人和社會精英,使他們面對中國時失去了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以及對不同聲音的寬容心。於是乎,批評中國,可以盡情自由;為中國說公道話,則要嚴厲追究。批評中國,沒事實可以編造,小題可以大做;褒揚中國,有事實也不行。張丹紅事件表現出來的就是類似的虛偽和霸道。
據說,張丹紅事件中也有一些敵視中國政府的華裔政治流亡者在搗亂,他們四處活動,給德國之聲施加了壓力。這些因素或許也起了一點作用。但是,看看西方媒體及其知識精英在遭到來自非西方世界的壓力,特別是伊斯蘭世界的壓力時,他們在保護『自己人』時表現出來的堅決,和在張丹紅事件中的表現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容不下張丹紅的一個話筒是目前德國新聞界相當普遍的感受。
一些西方媒體長期以來將言論自由作為對華的輿論武器,他們高高在上地認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後知後覺』,他們能夠站在人權的道德高地上,隨意地指責中國。然而歷史的車輪是在轉動的,中國經濟的巨大進步不可能沒有巨大的政治進步做支橕,也不可能不帶來中國人權事業的快速發展。狹隘的恰恰是西方的一些知識精英,他們跳不出在中國問題上的固有思路。更糟糕的是,他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