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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紅樓夢》,有人看到了淫,有人看到了愛情,有人看到了社會沒落。韓國影星崔真實之死,似乎也是如此。很多人看到了網絡暴力,有人高呼要跟國際接軌,『限制毫無約束的網絡自由』。而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卻劍指韓國社會,『在韓國社會,帶著單身女性,尤其是離婚單身媽媽的頭銜,那就屬於「賤民階層」。』並正面抨擊韓國媒體,『幾乎沒有一家媒體,談及作為一位離婚的單身媽媽生活在保守的韓國社會所承受的痛苦。』
我比較信服《時代》的說法。崔真實當年因《星夢奇緣》而大紅大紫,而後與棒球明星趙成敏結婚,生下一兒一女,但終因家庭暴力而分手。離婚後,『電影及電視制作方都忌諱給她分量重的角色。理由是崔真實是有兩個孩子的離婚媽媽。』而她又勇敢地碰觸社會忌諱,公開談論單親媽媽問題,希望改善社會歧視現狀。這更為她帶來了麻煩。
崔真實最後的確是因有人在網絡上散播惡意流言而死,但沒有整個韓國社會對離婚媽媽的歧視,這些流言可能產生如此巨大威力麼?流言這朵惡之花,只有在合適的社會心理土壤上,纔能蔓延盛開。網絡在這其中不過只是一種媒介質罷了。當年阮玲玉之死,尚沒有網絡這種東西呢,惡意流言不同樣快速傳播催逼人命!
網絡暴力問題在國內總是受到特別的重視,呼吁加強管理的音量很大。而作為發達國家中唯一對網絡實行實名制的韓國,更是不斷地被作為國際慣例加以引證,但實名制在韓國卻飽受爭議,更被指『韓國的網絡政策令人羞愧』,實際施行效果並不佳。
網絡暴力是一個問題,也需要應對。但誠如有法學家所言:網絡暴力所涉及的問題,在民法中都可以找到應對,完全不必再引入新法。且網絡技術尚在快速變化中,法又怎麼立呢?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沒有在此問題上立法,顯然不是偶然的。韓國畢竟是東方國家,東方的習慣思維就是政府管制萬能。可我們要明白,對於社會管理而言,絕不僅僅只有政府管制一途,還有民間社會的自我管理與個人反省這樣的路徑可選。
出了問題,先問社會有什麼責任,自己又能做些什麼,而不是偷懶地把問題一把推給政府就了事。這種自省精神,大約就是《時代》能夠看到不一樣的崔真實之死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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