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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端於1978年的中國農村改革,已經走過了30年的光輝歷程。
30年前,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僅133.6元,如今已增加到4140元;30年前,我國的貧困人口大約有2.5億人,如今在耕地減少、人口增加的情況下,貧困人口已減至2500萬;30年前,億萬農民只能有一種選擇:『面朝黃土背朝天』,如今2億多農民走進城市,並逐漸融入其中……
解放農民:『大包乾』釋放農村生產力
1978年,『文革』已經結束,但中國的農業並沒有走出百弊叢生的沼澤。落後的生產關系嚴重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安徽是全國的縮影,雖然是產糧大省,許多農民卻吃不飽肚子。不改革已經沒有出路。
1978年一個冬天的夜晚,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張包產到戶的秘密約定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一個『生死契約』將農民自發的大包乾改革蒙上了悲壯色彩,由此也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帷幕。第二年,自1956年起23年未交過一粒糧,且年年吃救濟的小崗村人,一下子向國家交售糧食2.5萬斤。
鄧小平同志對大包乾的創舉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這種適合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生產經營方式很快推向全國,使億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改革激發的生產力令人振奮。經過30年改革,我國糧食總產量連上3500億公斤、4000億公斤、5000億公斤三個臺階。最近4年來,全國糧食生產實現了連續增產。目前,我國糧食、油料、蔬菜、水果、肉類、禽蛋和水產品等產量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聯合國糧農組織駐華代表庫瑞希曾稱贊說:『一個可耕地面積只佔世界7%的國家養活了佔全世界22%以上的人口,可謂當代奇跡。』
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糧食大幅度增產的情況下,農民生活顯著改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深刻變化。1978年?2007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67.71%下降到43.1%。思想和眼界大開的中國農民或利用人力、資源、市場、機制等優勢興辦鄉鎮企業,或投身商品流通領域大顯身手。與此同時,大量農民開始進城務工。經過30年的發展,全國兩會上已經出現了農民工代表的身影,政府工作報告給予農民工更多的關注。
休養農民:稅費改革讓農民休養生息
然而,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轉向城市,加之城鄉二元體制的嚴重束縛和糧棉價格下跌等原因,『賣糧難』、『增收難』、『就業難』、『負擔重』橫亙在廣大農民面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一時成為『三農』問題的真實寫照。
讓農民休養生息,在農村推行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是黨中央為解決『三農』問題采取的重大決策之一。2006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標志著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這個舉措是史無前例的,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國家加大了對農民直接補貼的力度。在今年兩會上,一個令人關注的數字是,中央財政預算安排『三農』投入5625億元,比上年增加1307億元,這一增長幅度歷史罕見。不久後,國務院又決定,中央財政再增加252.5億元投入,並出臺了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接補貼等10項重要措施,支持農業和糧食生產。中央把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實實在在地落實在投入上,國家建設資金更多地投向農村。2007年全國農機總動力達到7.6億千瓦,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41%,分別是1978年的63.3倍和2.1倍。
從2004年開始,中央為解決『三農』問題,連續發了5個『一號文件』,為農村發展吹起了強勁的東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讓廣大農民對未來充滿希望。
保障農民:縮小城鄉『二元分治』的鴻溝
長期以來,一道巨大的鴻溝橫亙在城鄉之間。教育、醫療、交通、就業、保障……在諸多領域,農民無法像城裡人一樣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
進入21世紀,國家在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同時,加速推出一系列縮小城鄉差距的改革。後者雖然沒有前者那樣具有很強的『事件性』,但給農民帶來的實惠卻毫不遜色,有如『於無聲處響驚雷』。
隨著經濟社會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階段。一系列惠及億萬農民的民生政策開始覆蓋農村。
——教育保障。2007年,國家在全國農村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使農村1.5億中小學生家庭普遍減輕經濟負擔。
——公共衛生保障。由中央政府出『大頭』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輻射全國農村大部分地區,7.3億農民從中受益。
——最低生活保障。和城裡一樣,農村社會救助體系也開始建立。2007年,在全國農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村居民納入保障范圍。
在教育、衛生、最低生活保障等領域推行縮小城鄉差距的改革後,國家又決定選擇具體區域進行整體改革試點。2007年6月,重慶市和成都市成為我國首次設立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承擔起這項改革任務。
為了消除農民進城的障礙,重慶正在試點建立農民『退地轉戶進城』的土地流轉制度,農村居民如自願放棄農村戶籍,可用承包地、宅基地換城市社保和安居住房。不以戶籍,而以居住地社區管理為主,重慶准備對外來工、農民工、社區流動人口在就業指導、義務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保健、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與社區居民同等的服務。我國城鄉之間的鴻溝,有望在這一輪強力改革中加速縮小。
發展農民:讓農民成為主體
廣西宜州市合寨村被稱為『村民自治第一村』。1980年2月,這裡的果作等6個生產隊的85戶農民,無記名推選產生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村民們不會想到,這種具有自我管理性質的村委會組織模式,從此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
農民創造的自我管理的方式,在1982年憲法中得到了確認。近30年來,村委會選舉,成為億萬農民最好的『民主訓練』;村民自治成了最好的『民主學校』。
目前,我國村民委員會選舉已經成為常態。據民政部的不完全統計,2005年?2007年,全國31個省份應參選村委會626655個,佔村委會總數的98.4%;其中623690個村已完成選舉,全國平均選舉完成率達99.53%。另外,全國農村湧現出的各種經濟合作組織,成為農民闖市場的『主心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通過,則是第一次從法律上確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市場主體地位,對於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提昇到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新高度。在法治建設的大路上,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正在受到更充分的重視。
回首30年農村改革大潮,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間探索和總結出的一系列新經驗、新創舉為中國農村發展、城市改革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支持。我們一定要銘記這些經驗:必須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統籌城鄉改革;必須著眼於發展農村生產力和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切實推進農村改革;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推進農村改革;尊重農民的意願和首創精神積極推進農村改革;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地推進農村改革。
改革未有窮期,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征途中,在中國廣闊的田野上,中國農民一定還會創造出新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