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重慶陸續有8名廳級乾部因收受巨額賄賂、為房地產開發商謀取利益而『落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陸續站上法庭被告席。這一系列『窩案』暴露出房地產業的『行業性腐敗』特征：房地產開發的諸多環節存在著權力尋租和官商勾結，房地產的產業鏈有多長，權錢交易的食物鏈就有多長；在權力缺乏監管的情況下，一些乾部不是執政為民，而是為『老板』執政。

　　開發商的金錢＋美色『組合拳』

　　去年以來，重慶市在房地產開發領域掀起『廉政風暴』，截至目前，已有渝中區副區長王政、渝中區委副書記鄭維、沙坪壩區副區長陳明、重慶僑聯主席羅靜虹(王政之妻)、九龍坡區區長黃雲、重慶規劃局局長蔣勇、重慶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重慶國土房管局副局長王斌等8名廳級乾部『落馬』。他們在土地出讓、調整規劃、減免費用等房地產開發相關領域肆意出賣手中的權力，為開發商謀取了巨額利益。

　　這8名乾部要麼是主政重慶城區的黨政要員，要麼是國土、規劃、房管等實權部門領導。為了『擺平』這些對房地產開發至關重要的官員，開發商投其所好，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官員愛錢就送錢，好色就送美女，如果既不貪財又不好色，就滿足其愛好。

　　開發商常常是借逢年過節或乾部出國考察、因公出差等時機送錢，為丑惡的權錢交易掩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為了贏得官員的『好感』，有的開發商不惜乘飛機『追』著官員送錢。據重慶檢察機關指控，2006年春節，重慶國土房管局副局長王斌攜家人前往深圳游玩，重慶某地產商得知後，專門從上海飛往深圳，並趕在王斌所乘班機落地前等候在機場出口，與王斌會面後直接送上5000美元。2006年下半年，同樣是這位開發商，在得知王斌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的消息後，立即前往其下榻的酒店奉上10萬元人民幣。

　　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喜歡打高爾夫球，經常到各地的頂級高爾夫球場打球。2006年重慶一開發商投其所好，不僅送上18萬元，還送給其國際高爾夫俱樂部名譽會員卡一張，任其免費消費。開發商如此『懂事』，官員自然投桃報李。開發商的高爾夫球場項目要增加居住用地、增加商業設施用地等諸多事項，在梁曉琦的關照下，一路『綠燈』。

　　這8名廳級乾部大多是中青年乾部，有的是重慶市的『高素質人纔』，有的是城市規劃領域的專家型乾部。今年46歲的重慶規劃局局長蔣勇長期在規劃建設領域工作，曾留學英國威爾士大學，在重慶被公認為城市規劃方面的『專家型乾部』。九龍坡區區長黃雲42歲就開始擔任重慶主城區的政府一把手，作為主政一方的正廳級官員，曾留學國外，並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碩士學位。

　　重慶市一些乾部說，這批廳級乾部正是年富力強、乾事業的黃金時期，卻倒在開發商的『糖衣炮彈』下，既讓人警醒，又令人惋惜。

　　產業鏈有多長，權錢交易的食物鏈就有多長

　　在這一系列『窩案』中，權錢交易貫穿於房地產開發的全過程，征地拆遷、土地出讓、繳納土地出讓金、調整用地性質、規劃審批、項目選址、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都充斥著官商勾結。一名辦案人員說，房地產的產業鏈有多長，權錢交易的食物鏈就有多長。同時，開發商行賄的普遍性也讓人吃驚，重慶市一些知名房地產開發企業也卷入其中，不少是『重慶房地產50強企業』，『送錢、送物、送女人』幾乎成了房地產的『行規』。

　　記者采訪了解到，權錢交易在『土地出讓』和『調整規劃』兩個大項上最為突出，官員利用職權為開發商牟取了驚人的暴利。

　　搞房地產先要拿地，土地出讓是房地產開發的第一個環節，拿地的價格直接關系到房地產開發的成本。重慶市國土局副局長王斌采取的正是『以地生財』之策：利用手中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讓、耕地保護及土地規劃等審批管理權力，在土地環節進行權錢交易。他的主要手段是幫助開發商獲取土地使用權、減免土地出讓金、辦理征地審批手續、辦理房屋產權等等。2005年，一開發商看上重慶沙坪壩區一塊土地，為了低價拿地，經過王斌的運作，違規降低了該塊土地的出讓金標准，給國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政府少收入1.7億元的土地出讓金。為此，王斌收到開發商10萬元人民幣和3萬美元的『感謝費』。

　　除土地主管部門的領導外，地方政府的負責人也對土地有較大的調控權。在重慶市九龍坡區區長黃雲的受賄記錄中，也有『以地生財』的『大手筆』。2004年至2006年，黃雲利用擔任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政府區長職務之便，為某開發商在規劃調整、征地拆遷、土地補償等方面提供幫助，並因此收到開發商3萬美元的『酬勞』。

　　除土地外，調整規劃也是『權力尋租』的重點，特別是調整樓盤容積率成為重災區。容積率是指建築區劃內總建築面積與用地面積的比值，對於房地產開發商來說，容積率越高，可供其銷售的面積就越多，獲利也越大，但是購房者的居住環境就越差。以一塊佔地1萬平方米的土地來計算，假使容積率是3，意味著可建3萬平方米，如果把容積率提高到3.5，則可建3.5萬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價格出售，可以多得3000萬元。一位房地產開發商告訴記者，容積率在開發商眼中簡直就是『點石成金』的『魔術棒』，哪怕是能提高0.5個百分點，每個開發商都會不惜血本地『公關』。

　　在渝中區副區長王政、渝中區委副書記鄭維、沙坪壩區副區長陳明等三人的『窩案』中，他們正是利用為開發商調高容積率牟取暴利。2003年7月，一名開發商找到王政，希望提高樓盤容積率。王政於是給『好兄弟』--時任重慶市規劃局用地處處長的陳明打招呼。隨後，他又在開發商遞交的申請提高容積率的報告上簽署『請給予大力支持』的意見。雖然按照相關規定，該公司開發的項目容積率不能超過5。但最終規劃部門還是將該公司項目的容積率調整到不大於7。通過增大容積率，開發商的利潤一下就增加了1000多萬元。開發商為『感謝』王政，送他100餘萬元。

　　作為重慶市規劃局局長和副局長的蔣勇與梁曉琦更是精於此道，在他們所收受的賄賂中，大多與調整容積率有關。從2003年到2007年4月，梁曉琦接受重慶一地產商的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該地產商開發的樓盤容積率上調至3.95。為此，梁曉琦分8次『進賬』225萬元人民幣、6萬美元。

　　遏止『行業性腐敗』需打破權力封閉運行

　　一些辦案人員、有關專家和法律工作者指出，從重慶8名廳級乾部『落馬』以及近年來全國暴露的典型案件來看，規劃、國土、房管等與房地產業息息相關的政府部門行政審批權過大，過於集中，尤其是公共權力的運行不夠公開、透明，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是整個房地產行業中的權力尋租、官商勾結十分突出的重要原因。

　　在查處8名廳級乾部的過程中，檢察機關多次到相關職能部門走訪調查，發現其各種規章制度相當完善，程序設計也很嚴格。這些乾部為開發商牟取利益的過程，從表面上看都是『依法辦事』，操作流程也完全合法，如調整規劃，均由開發企業向基層的規劃部門提出，基層再向市局規劃部門呈報，市局通過會議形式，集體研究決定。『但是，在事前，開發商和官員早就私下達成了交易，缺乏監督的權力運行即使程序再完善，也是走形式而已。』這名辦案人員如是說。

　　曾擔任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副局長的重慶市政協常委邱道持說，沒有外部的監督，政府部門的規章制度再完善也不起作用。他說，被指控受賄170多萬元的重慶國土房管局副局長王斌，在局裡被公認為『最講制度』的領導，而且為人『低調』，一般不參與任何應酬。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讓、耕地保護及土地規劃等審批管理權力的王斌，最重視制度建設，在其分管領域制定了很多制度。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當開會研究土地出讓問題時，他都要求同步錄音，表現得非常『堅持原則』。因此，當聽說王斌『落馬』時，邱道持感到十分意外。他說，這說明自己監督自己等於沒有監督，所謂的制度建設往往是為了自己能『鑽空子』。

　　房地產業內人士指出，一方面是政府部門權力過於集中，自由裁量權大；另一方面權力的運行不夠公開、透明，缺乏社會監督，這就為房地產開發領域的權力尋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以權錢交易最為突出的『調整規劃』為例，調整規劃目前大多在規劃系統『內部循環』，有的項目常常由主管負責人說了算，或者依據一紙政府會議紀要，甚至打招呼、批條子、特事特辦，這種『關門規劃』缺乏公示、聽證等制度，公眾對規劃調整沒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一批廳級乾部的『落馬』促使重慶市政府10月上旬連出監管『重拳』：分別對土地出讓、城市建設配套費的征收管理、建設用地使用權交易、控制性詳細規劃的調整，作出限制性規定；在土地出讓方面，重慶決定改變過去主要由國土房管局一家單位內部集體會審的做法，實行多部門集體研究決策，由監察部門對整個供地行為進行監督；在對控制性詳規的調整方面，凍結了將非居住用地調整為居住用地，限制對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基礎設施用地的調減；同時規定，除因公共利益需要，並經市政府同意，禁止將公共綠地調整為其他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