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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會是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一個好的開始,但國際金融秩序的領導權、美元的主導地位、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三大難點的突破絕非一蹴而就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潔
承載著眾多國家早日擺脫金融危機影響的期盼,20國集團(G20)峰會11月15日在華盛頓召開,這一次的國際社會攜手行動,是否會給席卷全球的金融創傷帶來鎮痛良藥,值得觀察。
當前,金融風暴正在從以信貸危機為特征的第一階段逐漸轉向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的第二階段,美國經濟在三季度陷入負增長,很多歐洲國家經濟也出現降勢,對於亞洲和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來說,『第二波』風暴產生的衝擊將更為嚴重。正因如此,諸多有意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裡搶佔有利位置的國家,都在緊鑼密鼓地醞釀自己的『報價』。
圍繞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政府間協調機制、監管機制、貿易體制面臨的變革問題,西方國家內部仍存分歧。美國只求渡過危機,要求世界為其『埋單』,不想改革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歐日則需要渡過危機,又不同程度的試圖借機動搖美金融和貨幣的霸主地位,實現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的『大國共治』,故力推制度變革。而亞洲國家亦開始著手研究新的規則制定、新的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設計。
作為峰會發起方和全球金融體系改革最積極的倡導者,歐盟國家在11月7號召開的歐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已就如何推進全球金融體系改革達成了初步一致。歐盟主張,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的基本原則應是確保金融市場運作的透明度,避免金融市場參與者不顧風險的短視行為,完善問責機制。為此,歐盟立場的核心內容將是加強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
對於國際社會的攜手和各自不同的主張,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經濟學者表示,64年前建立起來的國際金融秩序亟須改革毋庸置疑,但是受種種因素掣肘,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仍面臨諸多難點。
《財經》雜志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在回應這個話題時明確表示,他認為金融體系改革這個問題提出來思考是可以的,但現實是大家可能更關心如何把目前的危機解決好,別的尚顧不了太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中國首席代表維韋克阿羅拉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多次強調中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還盛贊近來中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重要作用。但他惟獨對國際金融秩序是否需要改革及會有哪些困難避而不談。這亦折射出全球金融改革的難度。
難點之一:誰來主導世界金融秩序領導權『世界金融秩序的領導權問題將是未來金融秩序改革能否成行的核心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這樣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由誰來主導改革或者重建這個機制,是一個很大的難點。『現有的世界金融秩序處於美國領導之下,要進行改革,就好比讓一個人從自己身上「割肉」』。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那裡,記者也聽到了相似的觀點,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尚未出現可與之相比或相當的經濟體之前,談金融秩序的改革是很難的。
從當前的形勢看,最關注新秩序領導權的當屬歐盟。然而,歐盟是否已具備『領導的實力』有待探討。
對於歐盟積極推動的國際金融秩序改革,華盛頓的態度卻不那麼肯定。美國一名高級官員說,20國集團峰會將是『一次機會,可以對發生的事情和采取的措施進行評估,並就指導未來行動的原則和步驟達成一致』。布什政府明確表示,此次會議將加強現有機構,而非成立新機構。
在召開20國集團首腦會議前夕,世界銀行11月11日在華盛頓呼吁對不斷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作出迅速反應,宣布將大幅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世界銀行表示,未來3年將作出高達1000億美元的新貸款承諾,以保護最貧困和弱勢群體不受到傷害,為面臨巨大預算不足的國家提供支持,幫助維持復蘇和長期發展所依賴的長期投資。這一舉措不由讓人聯想,這是否是美國在加強現有機構作用的表現。
對於部分西方學者推測將出現G2(中國和美國)的領導格局,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近期明確表示,談論目前中國在世界新的金融秩序中擔任重要角色還為時尚早,因為中國還不夠強大。
難點之二:能否撼動美元的主導地位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改革是改革中最難解決的結構性難題之一,這是本刊記者在采訪中聽到的普遍結論。『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是「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體系」』,陳鳳英告訴《瞭望》新聞周刊。長期以來,世界幾乎無異議地認為,國際貨幣體系就是以美元為中心。現在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但貨幣格局依舊沒有太大變化。
雖然出現了歐元,但它也只是部分替代性的貨幣,用以投資債券和支付,但作為儲備貨幣,其比例仍無法與美元相比,也就無法挑戰美元的中心位置。另外,盡管歐元背後是歐洲央行,但並沒有統一的歐洲財政,隨著歐盟的不斷擴大,其問題也會越來越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認為,盡管法、英、德等國力主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列入峰會議程,其他主要貨幣對主導權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區域和領域必將受到侵蝕,但目前仍難改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原因有三:
其一,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市場競爭與演化的結果,是二戰前後世界經濟動蕩的產物,是美國經濟霸權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必然體現。雖然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美國的形象及其經濟金融實力受到損害,其世界領導地位受到削弱,但從目前看,這場危機對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影響仍不具顛覆性。
其二,國際貨幣的選擇需要綜合國力支橕。當年美元取代英鎊經歷較長的歷史時期。美國經濟實力在上世紀20年代已達到英國的水平,但英鎊仍是世界主導貨幣。只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持有的世界黃金儲備高達約70%,英國成為美國的債務國之後,英國纔被迫接受布雷頓森林體系。盡管美國正在經歷嚴重的金融危機,但世界上仍未出現綜合國力能與美國相比的國家。
其三,目前歐洲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更多的是從政治角度考慮,而美國迫於各方壓力,勉強接受這一建議。近期美國放任美元強勁反彈,在一定意義上表明其維護美元國際地位的態度。
沈明高表示,其他貨幣能否與美元一起發揮儲備貨幣的作用,亞洲能否在這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問題在短期內能否有結論,更多是取決於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和這些國家貨幣的市場接受程度。
曹紅輝的觀點則代表了相當部分學者的思考,他認為亞洲不具備區域性關鍵貨幣來替代美元,其他貨幣也基本上不具有國際貨幣的各項條件,建立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短期內也還不成熟,只能作為改革的目標。『因此,大家說了半天美元的不是,卻在短期內找不出替代它的好辦法』。
這種無形的貨幣體系,將是改革中目前可以預見的難題之一。正如陳鳳英所強調的,貨幣體系的改變需要建立在一個時代之上,即國際格局演變到了真正有一個國家可以挑戰美國的時候,如一戰及『大蕭條』以後,美國替代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元替代英鎊成為主要的國際流通貨幣。所以說,這項改革需要做長時間的打算。
另外,如何穩定美元的幣值,是很多國家尤其是外匯儲備較多的國家關心的問題。盡管需要做長期打算,但在貨幣體系中還是可做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如加強美元的責任問題。陳鳳英認為當前美元的昇值和貶值是很不負責任的,美元轉嫁危機的問題需要高度重視。
難點之三:如何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是另一個結構性難題。在研究者們看來,這也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經過長期周密規劃和設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包含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國際金融機構,即主管金融監管、金融預警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以幫助發展為主要目標的世界銀行(WB)。
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內部框架結構亟待合理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由西方國家佔據支配地位。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2007年5月時美國仍佔有17.1%的繳費配額(繳費配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表決權),歐盟佔32.4%。與此同時,中國僅佔3.7%,印度佔1.9%。同樣不正常的是,由高收入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持續充當世界經濟的協調組織,特別是其中的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個國家甚至沒有自己獨立的貨幣。
盡管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提出,可以增加發展中國家44%的份額,但問題是,IMF裡美國有近17%的投票權,而每一個協議的通過都需要有85%以上的支持,游戲規則也就是實質上的美國一票否決制。『這是非常核心的問題,也非常不公平』,陳鳳英指出,目前中國的立場是提倡公平、公正、包容、有序,所以協議投票通過數是否可以改成2/3或絕對多數,但這樣美國顯然又不會同意。受訪研究者普遍認為,若僅是增加份額,其他國家仍沒有發言權,到頭來還是要聽美國的。
『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軟壓縮』,陳鳳英表示。近期歐洲提出,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籌措資金的運作范圍,這樣就可以援助更多的國家,但即使增加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督權,投票權也不太可能改變。自從華爾街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加強金融監管已成世界共識,但至於如何實施,各國仍有不小分歧。
游戲規則的制定權還是在領導者那裡,當美國的領導地位沒有遭到挑戰時,游戲規則的改變就很難。同樣,機構的決策權不發生變化,增加份額同樣很難。
改革起點:當務之急是加強監管陳鳳英認為,考慮到即將上任的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不會參與此次會議,而將要卸任的布什總統又不可能替繼任者作出任何承諾,因此,這次峰會只是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開始。『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她強調,改革從來都是長期漸進的過程,更何況是全球金融秩序的格局之變。
『峰會可能會對未來改革的原則性和指導性的共識作出規定』,陳鳳英認為,峰會將會對目前危機的進展情況作出總結,遏制危機的擴散,評價采取的各種措施,『而下一步纔是探討未來金融體制改革的中長期的原則和方針』。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判斷,國際金融新秩序不可能在短期內形成,仍需經過長期的、不合作的博弈,由博弈的均衡來決定。特別是在國際貿易佔GDP的比重、國際資金的流動性和跨境流動量日益增大的今天,不可能由一個經濟體通過協議來確定新體制,也不能產生一個新的完全固定的匯率體制。
不過,通過此次峰會,金融監管的加強還是值得期許的。峰會邀請了數位全球知名經濟學家列席,而這些學者之前也紛紛強調需要加強金融監管。
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後近30年來,發達國家一直是通過彼此間政策協調和談判來穩定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則處於被動接受的弱勢地位。最近十多年來,世界經濟版圖已發生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總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現行的國際決策機制趨於落後。國際治理和監管的不健全加劇了全球金融的無序狀態,威脅著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國家自身也已深受其害。
金融危機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弱點,國際金融監管體系需要改革,需要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監管標准、預警系統和風險防范體系,特別要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國的監管。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和金融自由化的推進,跨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迅速增加。但主要儲備貨幣國央行和國際金融機構都未發展或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國際監督管理機制,致使全球資本無序流動,投機性資本叢生。這增加了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危機的破壞性,特別是對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金融體系脆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危機的破壞力更為巨大。
『對癥下藥』的改革,不僅僅是穩定當前金融形勢的救急之舉,也有助於構建更加有效的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形成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終將為世界經濟和金融健康穩定發展作出貢獻。有專家指出,加強對跨國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的國際監管和治理是維護各國利益的必要之舉。
另一個方面,此次峰會後,G20能否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臺,也值得關注。在11月9日的G20財長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表示,在重建金融秩序時應給予發展中國家足夠話語權,因為明年的世界經濟增長將全部來自新興市場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卡恩說,『與任何時候相比,新興市場都將得到更多發言權。』
G20可否在以後發展成為峰會,替代當前的G8,討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以及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值得期待。
國際關系就是國家相互間的一種博弈和較量,而金融體系改革是一個長期任務,是實力較量的結果,這次G20峰會應該是個不錯的開始。
正如世界貿易組織總乾事拉米10月在北京亞歐峰會上曾表示的那樣,這個任務非常復雜,『就像一個地雷陣,假設大家在一開始就對於處理問題的日程心裡還算有數,處理起來也需要花幾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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