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久前,在朋友處看到了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兼國際政治學者馬凱碩大使(Ambassador Kishore Mahbubani)的新作《新亞洲半球:不可阻擋的全球權力東移》,很想先『讀』為快。朋友說:可以,但你得寫個書評。對我來說,馬凱碩大使已不陌生,幾年前就曾拜讀過他的大作《超越天真時代:建立美國與世界的信任》(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能與當今世界前沿政治思想家對話,不啻一大快事。我便應承了。很快我便發現,這個任務超出了我能力。該書所探討的是一個重大歷史性課題,把握難度極大,以我半路出家的英語水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恐未必能深入理解他的思想。我寫的與其說是書評,不如說是讀後的一點感想、體會、疑惑和思考。
一
馬大使(他其實不姓『馬』,但我還是喜歡按中文的習慣這樣稱呼他)此書所論證的中心命題,就是書名所表達的:在21世紀中葉,世界將發生重要的『西方——→亞洲』權力轉移。圍繞著這一中心命題,馬大使展開了他的論證。他認為,過去若乾世紀以來,一直是西方主導著世界事務,決定著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命運。現在這一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世界權力所以發生由西向東的轉移,是因為亞洲的崛起。他在書中引述戈德曼•薩奇的研究結論說,到2050年,世界最大的四個經濟體,將有三個在亞洲。其排序將是中國、美國、印度和日本。伴隨著這一權力轉移,世界將發生一個令西方世界不快的『去西方化』過程。
馬大使關於21世紀前期,世界將發生『西方——→亞洲』權力轉移的判斷非常大膽,但也引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如果說世界權力正在發生轉移,那麼人們不可避免地就要問:從哪裡轉到哪裡,從誰的手中轉到誰的手中?這裡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書中提出的『西方』和『亞洲』這兩個概念並不對應。它們究竟是政治概念,還是地理概念?馬大使在書中對『西方』做了分析。他所說的西方,由北美、西歐和澳大利亞、新西蘭構成,它們既有共同或相近的歷史文化淵源,也有共同的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在當今世界上,『西方』的含義還是相對清晰的:它可理解為一個廣義的國家集團,從政治地理上說它也存在著一個中心:美國。相比之下,『亞洲』就不那麼清晰了。它究竟是個政治概念還是地理概念?從地理上說,亞洲是西方人定義的一個廣大的地理范圍,從達達尼爾海峽到白令海峽,從北冰洋到印度洋。亞洲由48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無論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看,亞洲國家的多樣性都很突出,算不上一個的國家集團。那麼,馬大使所說的『亞洲』究竟指誰?他關注的,主要是中國、印度、日本,也許還可以算上朝鮮半島和東南亞。但這些國家的差異也很大。馬大使在書中談到,對日本現代化產生重大影響的福澤渝吉(Yukichi Fukuzawa)提出,日本的當務之急不是與鄰居為盟發展亞洲,而是脫離亞洲加入文明的西方。從那時起,日本在政治文化上就不再是亞洲的一員。其實,作為國家集團的『西方』應該包括日本。這也正是當今日本的困惑之一:在亞洲崛起的浪潮中,『身在心不在』的日本是否要把『心』挪回亞洲?從地理上講,亞洲肯定不包括美國,但如果換一個相近的概念『亞太地區』,那麼美國肯定是包括在內的。按說,馬大使提出的命題要成立,應有一個與『西方』相對的『東方』概念纔對。也許馬大使擔心這個『東方』概念太容易使人誤解,好像世界又要退回到冷戰的渦旋中,他選擇了『亞洲』的概念。但是,『亞洲』卻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到2050年,是否會如馬大使預期的那樣,出現一個清晰的『亞洲』?這仍是個有待觀察問題。
冷戰結束後,伴隨著世界權力分布的變化,我們看到,各主要戰略地區的界限、各主要戰略角色的自身定位,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二
其次,馬大使提出從西方到亞洲權力轉移的主要依據是亞洲正在崛起。但我們是否可以就此斷言:世界權力將從西方轉向亞洲?當今世界正在崛起的僅僅是亞洲嗎?換個角度說,我們看到的,也可以說是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所謂的『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屬於發展中國家。俄羅斯的前身曾是全球性超級大國,但從現實情況看,說它是發展中國家也並不委屈莫斯科。『金磚四國』並不都在亞洲,正在崛起的,並非只有『亞洲』。誰又能肯定20或30年後,非洲或拉美不會有新崛起的『明日之星』?
那麼西方呢?西方是否將在21世紀走向衰落?馬大使敏銳地觀察到西方政治思想上出現了封閉傾向。但他並不認為西方將從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就原來世界權力主要集中在西方手中,今後亞洲國家相比以往將掌握更多權力來說,在亞洲(及其他地區)崛起的過程中的確有權力轉移的成分。但美國和歐盟仍將是未來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的重要角色,西方這一歷史性變化中所面臨的,很可能只國際事務主導權的相對減弱,而並絕對意義的衰落。在21世紀,西方仍將有活力,仍在一些重要領域繼續保持相對優勢,仍掌握一定國際事務權力。如果西方的選擇正如馬大使所言的,『張開雙臂擁抱亞洲的現代化,並一同合作開放國際秩序』,西方不僅不會嚴重衰落,還能從亞洲的崛起中獲益。由此說來,用『轉移』一詞來概括和描述21世紀前半葉世界權力分布的變化,也許並不合適。這一變化的過程,與其說是從一個主要權力中心向另一個主要權力中心轉移,不如說是從一個較大的權力中心向多個權力中心轉移。因此,『權力分散』也許是更准確的描述。馬大使也指出,21世紀的大國將參與世界管理和決策。但應當指出參與管理和決策的將不再是少數大國。
這個權力轉移,不僅包括西方向非西方國家的轉移,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還可能包括西方內部的權力轉移。這正是世界事務民主化的進程。這一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但卻正如馬大使所言,是『不可阻擋的』。
三
第三,馬大使敏銳地看到,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個重大風險,來自西方可能錯誤對待其對世界事務的主導權正在下降這個事實。過去幾百年來,西方對人類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極大地推進了人類的知識和文明積累,促進了世界生產力和財富的增長。但是,由於西方的歷史局限性,它對世界發展的推動作用正在衰減,而它帶來的風險卻在上昇。這正是西方對世界事務的主導權下降的根本原因。西方的歷史局限性首先表現在西方的生活方式並不具有普世性,不能推廣和持續。這可從世界能耗得到證明。西方人口僅佔世界12%,但其能耗卻佔世界的40%還多。西方的歷史局限性還表現在政治民主問題上。西方國家認為,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因此他們有權主導國際事務。馬大使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21世紀最大的悖論就是,這一不民主的世界秩序正是由世界最民主的國家——西方國家所維持的』。『9億西方人口選舉出的政府,控制世界秩序,掌握了地球上西方之外56億人的命運。從效用上說,12%的世界人口控制了全球的決策。』從冷戰後的情況看,西方,特別是美國,恰恰是以最不民主的做法向外推行西方式的民主。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西方民主的局限性。
在21世紀的世界發展進程中,隨著非西方國家崛起,『去西方化』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概念是馬大使在本書中提出的最有震撼力、也最有創新意義的思想。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大使的認識飛躍:他的思想已經超越了《超越天真時代》。
隨著世界權力分布的變化,國際社會也在經歷著『非西方化』。這無疑對西方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可以理解,西方在接受亞洲(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崛起的過程中要經歷一個困難,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卻是不可避免的。馬大使在書中明確地向西方提出忠告:如果認不清世界走向,企圖阻擋歷史的發展,西方將犯大錯誤。所以,馬大使這本書,首先是為西方讀者寫的。馬大使尖銳地指出,人類歷史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上。迄今,西方不承認其主導,也不願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分享權力。這預示著災難。近期看,這將使西方的合理性逐漸喪失。我們進入了一個去西方化的顛簸時代。的確,面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領導層出現了戰略心理不適應癥。借用一位美國朋友的話說,這病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叫『戰略心理妄想癥』,其特征是不承認客觀事實的變化,堅持認為2+2=5;另一種叫『戰略心理抑郁癥』,其患者倒是承認客觀事實的變化,對他們來說,2+2=4,但他們卻不高興,為此感到陷入悲哀。
為了增進穩定,減少衝突,為了幫助西方克服戰略心理疾病,當今世界需要能夠促進東西方溝通東西方的思想家,這是融匯貫通東西方思想的過程,也是創新的過程。馬大使的新著應當對此有所貢獻。(作者為中國資深戰略評論員)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