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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簡歷
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退休教授,中國首位國際衛生組織『健康與人權』獎獲得者。1927年生,山東曹縣人。她最早揭開河南『艾滋病村』之謎並勇敢地說出真話,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2003年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曾點名會見高耀潔,向她了解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病人現狀和治療意見。
今年年初,我就立下了遺囑。將來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舉行儀式,不留骨灰,按原計劃,我的骨灰將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黃河,讓它流入大海,永遠銷聲匿跡吧。
———高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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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 |
她給我說要寫一本自傳的時候,還是在去年夏天,沒想到,一年多以後,她真的就出版了。她就是這樣一位老人,不管有多難,說到的一定做到。雖然在她給我這樣講時,我還擔心她高齡的身體,她的健康,是否能夠支橕她完成如此繁重的案頭工作。
可是,就在那個簡陋的,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黃河路上的寓所裡,這位獨居的八十高齡的老人,在保姆的協助下,孤獨而執著地,整理了自己的一生。
她說,這些年來,找上門要給她寫傳記的人,已不是一個兩個,而她,原本沒有要寫傳記的打算。她曾覺得,自己的一生將來怎樣評價,都讓別人說去。可是,某些關於她的流言,讓她不得不再次戰斗,為了尊嚴,為了真實而負責任的,個人的和那個地方的真實的歷史。
她就是高耀潔,81歲,雖然我和老人相識交往多年,可是,對於她,所知還是那麼多,又那麼少。在這位瘦弱的,曾纏了小腳的舊式的老人身上,藏著了多麼大的力量呢?她依靠什麼在面對一個強大的勢力,為尋找並求證巨大的真相,一直戰斗著?
我記得又一次去探望老人,是在今年春節之後的一個中午。老人說,你來了,我就要去吃燴面(鄭州特有的一種面食)。於是,和她的保姆,攙了她,走過春寒料峭的街頭,去那家她熟悉的面館。飯後,又回到她的家中,她打開計算機,一段段地讀她已經寫出多半的回憶錄給我聽。
老人用她那濃重的開封口音,軟軟地讀著自己的故事,仿佛,在我的眼前呈現了她出生的那個魯西南叫高新莊的村莊,還有她的求學歲月,她倔強的性格,特立獨行的工作風格,無論身處何種環境,總是不會說軟話。
那個下午,我不忍看她的眼睛,那裡,飽含了淚水,飽含了她一生所受到的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親人理解,受到打擊,屈辱,被陷害和牢獄之苦,在她不過一米五幾的身軀內,全都包括了。
這位歷史的體察者,經歷80餘載風雨,自覺而自醒,抗爭而斗爭,不屈服而堅守尊嚴,堅韌而守護真相。
『文革』創傷影響至今
少年時代的精神創傷給我兒子留下很深的烙印,從此,他膽小怕事,怕當官的。現在,有人為了控制我,還利用我兒子這個弱點。
1978年春節,我是守護在病人身邊度過的,為了能學到知識,我不但要做好本職工作,還要去做護理工作、清潔工作。
『文革』中失去的學習機會太多了,我很珍惜恢復工作後得到的工作和學習機會,有時不太會去想以前的冤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要說1978年以後30年的經歷,我必須說一下1978年前幾年的事兒。這些事情,我以前從未公開說過。
我被關過牛棚,被抄過家,被批斗過,『文革』中很多事兒,很多情景,我都經歷了。這些,我都可以忍受,可是,他們在我兒子身上下的毒手,讓我一輩子不能忘記。兒子的經歷也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觀,影響了我們母子後來的關系。
1968年11月6日,據說在鄭州市中醫院的電工房和男廁所發現了『反動漫畫』和『反動標語』,我至今沒看到漫畫是什麼樣的,標語上寫了啥,可這在當時的鄭州,成了一件『重大反革命案件』。公安機關把矛頭對准了我的兒子郭鋤非。
郭鋤非那年纔13歲,並沒有在中醫院住,而是跟著我丈夫住在鄭州八中附近,作案時間和地點根本對不上。可在半個月後,郭鋤非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在課堂上抓走了,遭到了毒打,被威逼利誘,對著他們拿來的反動漫畫的照片描了一幅,算是被抓到了證據。1969年1月13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了3年刑。他當時纔13歲,不夠承擔刑責的年齡,可判決書把他的年齡改成了15歲。
抓我兒子目標對准的是我,他的判決書的開頭寫著:『現查清,郭的母親高耀潔,地主出身,有嚴重歷史問題及現行活動……』我兒子就這樣成了全國最年輕的『政治犯』。
我一次次地背著破背包到北京去替兒子申冤,晚上就睡在天安門的門洞裡,我當年就是個出了名的『上訪戶』。現在看到那些含冤上訪的人們,我比別人更能理解他們,同情他們,沒有天大的冤屈,誰會走艱難屈辱的上訪路啊!
1974年,郭鋤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結論上寫著:『經復核調查研究,原判反動標語,不是郭鋤非所為。故決定撤銷原判,改判郭鋤非無罪,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少年時代的精神創傷給我兒子留下很深的烙印,從此,他膽小怕事,怕當官的。現在,有人為了控制我,還利用我兒子這個弱點,讓他來求我,不要對他的工作產生影響。
抓了我兒子之後,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來了,罪名是『非法墮胎』,判處『勞動教養三年』。我實際上被關了13個月,在河南省新鄭縣和長葛縣交界處的陘山勞教場。
幸虧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著走出了陘山勞教場。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鄭州市革委會公安局給我的平反決定,恢復我的名譽,回原單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並沒有因對我的平反而結束。到了1979年12月5日,我纔看到了鄭州市中醫院給河南省中醫院的函,這時,我已經調到了河南省中醫院。這個函終於給我徹底平反了:『我院於1979年3月對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同志進行了平反。高耀潔同志雖已在院大會上平了反,但由於她調走,今特函,對高耀潔同志進行平反,恢復名譽,對受株連的子女親屬恢復名譽。』
離開手術臺走上講臺
有了公款消費,有了『三陪』,性病傳播就有了生長的土壤。我發現了這個問題後,從1994年開始,就到處去演講,去做宣傳。
我終於又有了工作的機會,又從鄭州市中醫院調到了河南省中醫院,我感覺又有了活力。20世紀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經是遠近聞名,成了沒有掛牌的『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治療中心』。慢慢出了名,我們河南省中醫院第一附屬醫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醫生少了,人手緊,我有一次9天9夜沒離開病房,後來,我暈倒了。
1983年,我和科室獲得了河南省二級成果獎,我也獲得了晉職、晉級和各級領導的重視。那幾年,我們醫院的病人非常多,我們得到了一些榮譽。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中西醫結合大會,被授予了一枚獎章。我是『九三學社』社員,這年又在北京參加了第四屆社員代表大會,鄧小平、胡耀邦都參加了會,接見了我們。
1988年,我被評為鄭州市勞動模范,又當上了河南省第七屆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時間因為醫院人手緊,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歲了,還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醫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員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飯後,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無聲地走了,說實話,我捨不得這些病人,但我這一走再沒回去過。
我退休之後,本意想寫一些東西,總結一下40年的臨床經驗,可是,不斷有人找上門來,希望我能到小診所去掛牌,去坐診,給很高的價錢。我都一一拒絕了。在鄭州西郊,竟然有人掛出牌子『高耀潔教授在本所坐診』,我帶著記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撲了空。
1992年春節後,河南省當時的一位女副省長找到我。她說1995年要在北京召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要我寫一篇論文,在參加大會時用。於是,我開始在河南全省范圍內,對幾千名女性的健康進行調查。
通過這次調查,我發現:城鄉接合部婦女發病率高;性亂使女性發病率高。我們檢查了7個監獄,其中女子監獄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發病率為92.7%.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做了深入了解。
我發現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了一個特殊群體,她們像城市健康軀體上的腫瘤,俗稱『三陪女』,活躍在歌舞廳、夜總會、美容院等地方,從事色情服務。
這時,我聽說豫東一帶流傳著一首打油詩:『吃喝嫖賭膽包天,貪污受賄心不懸。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昇遷。』有了公款消費,有了『三陪』,性病傳播就有了生長的土壤。
我發現了這個問題後,從1994年開始,我就到處去演講,去做宣傳。1995年的半年裡,我就講了十幾個大學,僅是三八節那天,我就在三個大學裡演講,宣傳預防性病知識,那時還不懂艾滋病,所以,也就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講了。
我退休後,沒有去私人診所,卻爭到了講臺。我認為我們女性更應該提高衛生保健知識,勞累了我一個人,讓大多數人受益,這很值得。
游醫曾威脅殺我全家
對這種人,當時我就想,我要一直乾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測或者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
1998年1月24日,河南省文史館舉辦迎新茶話會,我是文史館館員。時任省長的馬忠臣要來參加,我得知消息後,連夜寫了一封信和調查報告,痛陳當時的游醫黑幕,呼吁省長關注此事。第二天,我當面把信交給了馬忠臣。
我在信中說:根據我親身調查,發現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醫,利用他們手中騙來的錢,收買了某些醫院的領導,承包租賃醫院的科室,搖身一變為『性病專家』等。
我與游醫的接觸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帶著記者堵亂用我名號的診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個年輕人差一點因為亂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個致力於婦科病防治的婦產科醫生,我很疑惑,我們的社會難道有這麼多性病患者?又有那麼多治療性病的專家?我當時就認為,這已經是全國性的一場災難了。
從退休後,我與游醫、假藥的交鋒就開始了,從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條漫漫十年的『性病游醫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開始暗訪了50多家所謂的性病門診,我扮成病人家屬,走街串巷,光打車費就花了3000多元錢。所見所聞令我不寒而栗。
我給省長的報告引起了重視,第二天,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開全省整頓醫療市場的電視電話會議,打擊假藥假醫假郎中的活動在全省展開。
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電話到我家:『再多管閑事,要你的老命,不僅殺你,還要殺你全家。』個別的媒體負責人也說:『老太太亂告狀,讓我們損失了數百萬元廣告費。』
我的小女兒也受到了牽連,她原在一家醫院工作。為此,工作也丟了。我明白了,游醫後面有保護傘,但我不會向這些丑惡勢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書河南省長,痛陳游醫的危害,要求取締性病游醫,治理非法醫療廣告。這年8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廳、省衛生廳、省工商局等有關部門,研究集中整治游醫、非法醫療廣告的問題。
我經常聽到全國各地患者打來的電話,聽著他們在電話中帶著哭腔的控訴:『高老師,我讓性病游醫害苦了。』這一切,讓我意識到性病游醫肆虐的范圍不是河南一個省,於是,我又投書中央、省領導和各大媒體揭露性病游醫及其支持者。
那些醫藥騙子真多啊!他們像蒼蠅一樣嗡嗡亂飛。他們又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搞來與我的合影,妄想借此說明他賣的藥是真的,以便欺騙病人。對這種人,當時我就想,我要一直乾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測或者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淨化醫療環境,讓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
一次會診發現艾滋病
我原來僅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後,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後,我把視野放大了,我慢慢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源於『血漿經濟』。
我是1996年4月7日第一次接觸到艾滋病人的。巴某,40多歲的女人。她去一個醫院看病,這天,醫院讓我參加她的病情會診,從病人的病情看,很像『卡波西氏肉瘤』。那時,醫院圖書室裡的艾滋病資料奇缺,我又回到學院圖書館,查到了艾滋病的文章,從巴某的病征來看,很近似『卡波西氏肉瘤』。我趕緊通知醫院抽血化驗HIV抗體。
化驗結果出來,巴某HIV抗體呈強陽性,醫院沸騰了,因為之前誰都沒有接觸過艾滋病人。醫院趕緊通知巴某的丈夫和孩子、親屬,一家十幾口人到省防疫站檢測HIV抗體,結果都是陰性。我們很懷疑,為什麼她的丈夫是陰性,而她卻是陽性呢?直到半年以後,我們纔有了新的認識,原來,巴某是經血液傳播感染的艾滋病。
1996年4月11日,某官員得知此事後,以訓斥的口吻說:『你們大驚小怪什麼,哪有那麼多艾滋病……』我很吃驚衛生廳官員為什麼持這麼樣的態度,難道他們有什麼隱情?有什麼秘密?
十幾天後,巴某死了,她纔42歲。她的丈夫說:『我為了她的健康,要求醫生在給她做了手術後給她輸血,我很後悔,不該給她輸血的。』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從輸血感染至死亡,歷時近三年,其家屬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沒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圍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我們在預防艾滋病的宣傳中,總是強調靜脈吸毒、性亂傳播、嫖娼、賣淫等,而對醫源性『血禍』的危險性卻在那時很少提及。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調查,周圍還有沒有類似巴某的病例,艾滋病的主要傳播方式又是什麼?
這時,我也聽到還有人因賣血和輸血感染了艾滋病。病人因病輸血庫的血感染了艾滋病,這說明當時血庫的血已經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術輸過血庫的血呢?誰能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呢?我也不知道,可能,直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准確的數字。
巴某死後沒幾天,一個學生又告訴了我一件事。她丈夫的一家親戚得了艾滋病。這家人無任何醫學常識,更是缺乏艾滋病的知識,去找那些只為賺錢發財的『性病游醫』治病,結果全家4口人落得滅門絕戶,只是在剩下最後一口人時,纔被確診為艾滋病。
這是多麼可憐的一件事情!
1996年11月,這戶人家剩下的最後一口人阿芳也死去了。這家人是打魚為生的,我現在還是無法忘記這一家4口人,這家人的艾滋病傳播包括了血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三個類型。
我原來僅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後,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後,我推測,因為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人絕非只是她們,於是,我把視野放大了,我慢慢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源於『血漿經濟』。
揭開『血漿經濟』的真相
血液傳播在目前還是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漠視。
接觸到巴某和阿芳一家後,我發現我對艾滋病知識很缺乏。我本人是一個醫生還這樣,廣大群眾又該如何呢?我想,應該向他們宣傳艾滋病知識,我已經退休好幾年了,以前與性病游醫斗,現在又有了新事做,宣傳艾滋病預防知識。
1996年9月,我開始自編自費印刷第一批小報,向鄭州市民免費發放。我當時的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只有500元錢,河南文史館拿出了800元,宋慶齡基金會送來了400元。這1700元錢共印出了12000份資料。
1996年12月1日,是國際艾滋病日,那一天,河南省文史館出車,還有一些館員協助,我們走遍了鄭州5個長途汽車站,連續三天向群眾發放了8000多份防艾宣傳資料。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自編自印宣傳資料了。在打擊『性病游醫』時,我就開始這樣做了。我在散發的資料上都印著『注意保存傳閱』,可有人還是扔在地上不看,我就再把它們拾起來,再發下去。
到了1997年,我得知很多患者都是在農村裡,因某些人為了『保密』而很難與他們取得聯系,這更激起了我宣傳『預防艾滋病』的信心和勇氣。我成天就是編啊,寫啊,寫啊,編啊,印啊,講啊。我每年編兩期,每期都用八開的紙,後來又改成折疊型,4頁八面,用新聞紙印刷。看起來像一本小書,有利於保存。
這些年我總共印了多少宣傳資料呢?至少有100萬份了,最多的一期我印了18萬份。
那時,很多事都是我一個人做,老伴那時還活著,他不讓我乾,可又怕我累著,總幫著我乾。那些年,多虧了有他幫忙,可後來,他去世了,他沒能和我一起活到現在,這是我最難過的事情。
我把這些資料發到防疫站、計劃生育站,更多時候是我帶著幾個人,大多是大學生志願者,到鄉下去,到農村裡,去發放,就這樣,慢慢地,有一些艾滋病人站了出來,願意出來說話了,也就是這樣,慢慢地,更多的人站了出來,他們說出了『血禍』和『血漿經濟』的真相。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通過自印小報,有些地方還經常邀請我去演講,作報告,我到處講,到處說,一些農村的艾滋病人開始主動找到了我,給我寫信。我後來就知道了賣血感染艾滋病,再後來,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也多了起來,可以看出,血液傳播在目前還是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漠視。
我後來的事情,媒體報道的就很多了。
今年年初,我立下了遺囑。將來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舉行儀式,不留骨灰,按原計劃,我的骨灰將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黃河,讓它流入大海,永遠銷聲匿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