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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昆明市第一中學推出一項『特立獨行』的教育活動——讓高一年級6個班學生模擬寫遺書。希望以此讓學生認識生命、尊重生命……此舉一經報道,立即引發多方討論,『死亡教育』的話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央視網站更是以『死亡教育是否應該進行』為題,進行了話題征集。征集結果不出所料——贊成62.69%、反對28.77%、說不清8.55%。
為什麼說『不出所料』呢?因為在我國,科學系統地推廣『死亡教育』的觀點,早已在教育界達成共識。昆明一中並非第一個吃螃蟹的,十五六歲的高中生也不是『死亡教育』對象年齡最小的。2004年,西安26中就給初二年級的學生留了《給自己寫墓志銘》的作文。2005年,海口景山學校的老師也把中學班會開到了海口市殯儀館,讓學生在模擬演示中了解屍體的火化過程。2007年,上海更是在31所試點幼兒園推行了幼兒情緒課程,首次把『生死』這種人生大命題引入到幼兒園課堂,老師甚至把五六歲的孩子帶到一座墓前解釋什麼是死亡……
當然,『晦氣的作業』『變態的班會』『殘忍的課程』之類反對的聲音,始終如影隨形。因為不難理解,中國人諱言死亡已延續了幾千年,傳統文化中對死亡的論述也多為閃爍其詞的回避。面對民眾對死亡的恐懼,文人騷客們更是絞盡腦汁編造出『輪回、投胎、化蝶、涅槃、昇仙』之類美好的傳說來粉飾死亡。不怕死的人有,但少之又少。真正做到能瀟灑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只有屈指可數的英雄。
但同時,一些正規的調查結果卻告訴我們——『死亡教育』完全有必要!近期的一個調查顯示,49.8%的初中生、61.4%的高中生相信『人能夠死而復生』的說法,但只有4.9%的小學低年級和7.0%的五年級小學生相信此說。還有一個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在中國15歲至34歲人群中,死亡的首要原因就是自殺,青少年自殺呈明顯的低齡化趨勢。
很顯然,我們既低估了孩子們對死亡的承受力,也高估了孩子們對死亡的理解力。因為不對孩子進行『死亡教育』,並不代表他們不了解。孩子們通過不正當、不合理的渠道和途徑在潛意識裡形成的『死亡教育』,注定是不全面、偏激和畸形的。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似乎已無所不能,但唯有死亡無法逾越。於是,作為一個專業學科,『死亡學』於上世紀應運而生,大量的學者投身到各種和死亡或瀕死有關的問題研究中。相應的,『死亡教育』也在上世紀中葉,正規、系統、專業地在歐美國家推廣起來。專家和學者也普遍認同這樣的觀點:兒童對死亡問題應該有觀察、發問、表達、記憶及感受的機會。『死亡教育』的主要目的有4個——使人們獲得死亡的知識;使人們對死亡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提高人們為瀕死病人提供幫助的能力;減少青少年的意外死亡。
當然,『死亡教育』的方式是應該與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相契合的,不能簡單地『拿來主義』。『留遺書』『寫墓志銘』『參觀火葬場』等方式,的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們可以從東西方『死亡教育』的模式中找到一種共性的東西。比如遍布歐洲和北美的『猶太大屠殺死難者紀念館』和我國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館』,我國在北川縣城原址擬建的『國家地震博物館』『青川縣東河口地震遺址公園』等,無疑都是很好的『死亡教育』基地。在這些地方祭奠和緬懷逝者,喚起孩子們對生命的思索,用客觀態度看待死亡、珍惜人生,從而理解生與死,樹立科學、合理、健康的死亡觀,這樣的做法顯然更恰當,更易被普遍接受。
『死亡教育』在進行過程中,注定要遇到各樣的壓力和阻力。但我們應該勇於拋開世俗的桎梏,盡快建成有我們自己特色的、便於孩子成長的『死亡教育』。(郁建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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