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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中介組織的迅速發展和大量行政尋租與商業賄賂等腐敗借助中介之手來實施,我國社會中介組織腐敗現象正日益嚴重。這是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獨家獲得的報告《社會中介組織的腐敗狀況與治理對策研究》中的重要結論。報告撰寫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林躍勤還強調,在我國商業賄賂、政府官員的尋租腐敗等日益嚴重的賄賂腐敗鏈條中,中介組織的影子越來越多,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和引發尋租腐敗的狀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社會中介組織的腐敗狀況與治理對策研究》是社科院廉政研究協調領導小組的課題之一,從2005年開始,該領導小組每年都會組織一系列貼近現實的廉政建設課題。
中介腐敗三大行為:行賄、洗錢、侵吞國有資產
報告認為,在各種貪污腐敗案件當中,利用會計師、評估師、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出具審計報告、財務資料、評估報告等文書的合法性,掩飾其貪污腐敗等非法行為,以圖蒙混過關、實現非法利益,是一些官員尋租腐敗的慣常做法。報告將現階段我國中介組織腐敗的行為主要歸納為三大類,行賄及幫助行賄、洗錢和參與侵吞國有資產,損害股東和消費者權益。
一些中介機構為實現其客戶委托的事項而直接或者介紹利害關系人向政府官員提供金錢、有價證券等其他財產或獲利機會,如送官員金錢、高爾夫會員證、送房子、汽車、替官員昇遷買官、給其孩子出國留學提供費用。在電信設備、醫療設備等巨額采購項目中,一些大型公司經常通過公關公司、會務公司等中介組織運作,支付它們巨額『諮詢費』、『業務費』,再按約定比例由這些中介公司送給客戶(官員)。在政府采購、招投標活動中、走私罰沒物品、查封物品的拍賣等中介活動過程中,為獲取政府或其他國家機關的委托,拍賣行或者招投標機構等中介組織向政府、司法機關主管領導或經辦人員行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為保證案件勝訴,直接向法官行賄或者介紹、安排案件當事人向法官或者法院相關領導行賄。
報告稱,一些中介組織正在淪為洗錢的技術智囊和實際操盤手。報告撰寫者林躍勤博士表示,洗錢是一個復雜和隱秘的過程,貪污腐敗分子需要制造出一系列表面合法的合同、票證及相關產權文書來掩蓋其財產來源的非法性,並需要正常賬戶等來完成非法財產的漂洗和轉換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提供智力諮詢服務的中介機構介入,並為其提供幫助纔能完成。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字,中國每年洗錢數量高達2000~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貪污腐敗分子伙同中介機構共同『漂洗』出來的。
報告還特別指出,近年來,財務、審計和評估類型的中介公司抱著『收人錢財,給人方便』的態度做財務審計,通過做假賬、假評估、假審計等幫助腐敗分子貪污國有資產和股東權益的腐敗行為正愈演愈烈。
一方面,在企業改制過程中,中介組織通過虛假評估等參與蠶食國有資產。在國有企業的清算、破產、出售、兼並收購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過程中,會計師、評估師、律師及投資從業人員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國有企業有形和無形資產、土地、設備等價值評估過程中,中介機構在企業領導暗示或要求下,往往首先將國有資產由高評低,使國有資產轉為貪污腐敗分子的私有財產,再通過資產評估將已經被嚴重低估和轉化為私有財產的資產做出高估,以騙取銀行巨額貸款,空手套白狼。近年來,各地被發現的企業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大量國有資產流失或被侵吞案件的背後,幾乎都有中介組織的黑手。
另一方面,中介組織為不合格企業『包裝』上市,侵吞股東權益。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不合條件的眾多企業被『包裝』上市,以及上市公司虛假信息披露,坑害股東和國家,其背後無不是企業領導層、中介機構和證券監管機構聯手作案的『傑作』。銀廣夏虛構利潤行騙、鄭百文年報造假、藍田股份和科龍股份造假等社會影響巨大的上市公司欺詐案件背後,均有負有審計責任的注冊會計師幫助作假。
此外,中介組織在建設工程招標和政府采購中也常常成為違規謀取暴利的重要幫手。招標、采購代理機構等中介組織通過勾結承包商、供應商與業主單位領導,招標采購代理機構、管理監督機構、采購單位有關人員惡意串通,搞假招標,甚至操縱整個招投標過程,侵佔國家和單位資金。部分監理、招標代理、造價諮詢等中介機構唯利是圖,在招投標中搞假投標、串標、圍標。如在一些工程、采購項目招投標過程中,表面上招標方均有一套復雜的決策監督程序,並由決策委員會集體決定,評標專家一般只會在公布結果前24小時從人纔庫中抽出。雖然名單確定後,這些評委會被封閉起來。但實際上,名單出來後,招標代理機構等利益方馬上就能獲得內部人通報,並分頭進行最後24小時緊急公關和『指導』奪標。這在業內被稱為『24小時工程』。
政社不分、行政乾預為一些中介組織腐敗提供了條件
報告分析中介組織腐敗的原因時首先強調,政社不分、行政乾預為一些中介組織違規腐敗提供了條件。
我國中介機構絕大多數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基於政府改革所產生的政府權力轉移而產生的,如公證、律師、會計師等,以及基於市場需要而產生的中介機構,如諮詢、信息、經紀等中介機構。許多中介組織(如貿促會、工商會、行業協會等)本身就是依托政府成立的,或者帶有官辦、半官辦、官民合辦的色彩。一些中介組織表面上和原主管部門脫鉤,但實際上『明脫暗不脫』;一些中介組織的領導由現任政府官員兼任,或者擔任顧問、名譽會長,或者是剛剛卸任的官員擔任,實際上造成了政府、中介合二為一,結成利益共享體。政府不僅控制了中介組織的人事任免權,還是社會中介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中介組織只能成為政府的附庸。報告認為,這樣的中介組織往往是一身二任的『雙面人』:對政府代表企業,對民間代表政府,其從事的中介服務也帶有某些政府行政乾預的痕跡,一些中介組織甚至直接成為承擔行政或司法部門某些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事實證明,那些與政府關系密切,具有協調政府和企業關系、生產要素配置等的行業協會、專業評估審計類中介組織,即協調類與鑒證類這兩類中介組織,最有條件和方便直接與政府打交道,並容易成為與權力機構和官員共同參與尋租、企業單位爭租的傳媒對象,即腐敗平臺。
同時,中介組織法律規范不健全也是中介組織腐敗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多年來,除了《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審計法》、《注冊會計師法》、《經紀人管理辦法》,以及《證券法》、《仲裁法》、《招標投標法》、《拍賣法》等與社會中介組織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外,涉及中介組織活動的大部分領域還缺乏完整的立法規定,還沒有統一的《民間組織法》、《社會中介組織法》、《中介組織促進法》等專門、完備的社會中介組織調節大法。
另外,報告還特別指出,加上中國反腐敗歷來重受賄而輕行賄,這在很大程度上放縱了中介腐敗。如中國證監會對幫助上市企業搞欺詐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僅限於警告、沒收非法所得、罰款和撤銷直接責任人的執業資格,最嚴厲的也不過是吊銷許可證。與上市公司『圈錢』的暴利和股民的損失相比,這樣的處罰顯然偏輕,不足以起到震懾腐敗的作用。
盯緊高發領域是遏制中介腐敗的重中之重
林躍勤博士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介腐敗不同於一般的行政腐敗,它本身不是以資源配置行政審批權為手段,通過發放批文收取賄賂或好處費;它也不同於在為實現商品或服務銷售、獲得工程承包權、政府采購權等過程中給予回扣的商業賄賂;它具有自己的特點。
一方面,中介組織腐敗因為權威而更加隱蔽。報告認為,協會、鑒證類等中介機構肩負著政府指定的責任,履行部分准政府職能,其活動具有法定權威性,為其違規謀利提供了方便條件。另一方面,由於中介機構與政府及司法機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中介機構參與的公共權力控制者的『尋租行為』往往受到權力尋租者的庇護,而且中介機構具有信息、專業技能優勢,從而使得其非法行為具有合法面目和難以調查核實。而即使核實了,但由於中介組織本身不具有行政職能,把主管政府機關、執法部門當作保護傘、『護身符』,拉政府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不容易成為被追究責任的主角。
針對中介腐敗的特點,報告提出了多條對策建議,其中特別強調應該強化對中介組織違規腐敗活動的監控,特別抓緊查處腐敗高發領域的中介違規活動,這些領域包括:重大工程投資建設、國有企業改制、土地轉讓評估、貸款抵押資產評估、公司上市及年度財務審計、政府采購等尋租腐敗的重災區。
報告還強調,准確界定政府——中介的關系,增強中介組織的獨立性是確保中介組織規范運作的前提條件。中介組織脫離政府或准政府地位,是避免其依托權力搞壟斷服務和搞歪門邪道的重要條件。
此外,林躍勤博士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行賄與受賄行為是一對腐敗的孿生兄弟,行賄經常誘導、催生受賄,直接或間接行賄是中介腐敗的重要手段。『過去治腐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受賄方面,而對行賄處罰存在疏忽或偏輕,使中介行賄或幫助行賄處於法律懲罰的盲區。僅僅嚴厲懲處官員受賄行為而不懲處中介組織的行賄行為,不足以消除腐敗源泉。』林躍勤說,『因此,需要盡快填補有關中介組織行賄或者幫助行賄的界定、懲罰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修改、補充和完善現有法規中的疏漏之處,在新出臺的法律法規中加入相關條款。通過從法律規范上加大對中介腐敗行為的懲罰力度,使其欺詐腐敗的預期成本大於其造假腐敗收益,降低其違規犯法衝動,從而為預防、發現和打擊中介違規、腐敗奠定嚴密的法制基礎。』
報告還建議,應該采取包括行政處罰、民事賠償和司法制裁相結合的組合拳,加大對中介腐敗的預防和治理力度,特別是民事賠償的方法,目前在我國運用較少。報告認為,經濟賠償對中介機構欺詐違規腐敗活動具有較大的威懾作用,在涉及股市方面尤其如此。從目前我國證監會對違規公司的處理來看,一般是以行政處罰為主,以民事賠償與刑事處罰為輔,制度設計不盡合理,效果也並不理想。因此,應該依據中介機構參與違規違法行為對國家、單位集體或者個人造成的損失情況,按照責任大小由負有責任的中介機構和人員承擔相應的經濟賠償,其中應該加大中介單位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的賠償比例。報告認為,這樣能從經濟利益角度對中介機構和人員形成很大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