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

　　一大早，我們驅車前往地處重慶市郊的巴南區南泉，去尋覓60年前那場打開重慶南大門激戰的戰場。

　　與記者同行的，還有76歲的蔣志鵬和74歲的王家雲兩位老人，他們解放初期都在南泉鎮工作，收集了大量與南泉戰斗相關的文史資料。

　　半個世紀後歷史的迷霧散開

　　我們到達的第一站，就是位於鎮西約500米處的桂花灣南泉『革命烈士公墓』及紀念陵園。據王家雲老人介紹，該紀念碑建於1983年，當時南泉鎮隸屬九龍坡區，1995年重慶行政區劃調整，將南泉鎮又劃歸了巴南區。

　　從紀念碑的碑文上看，該內容是經過巴南區人民政府『完善』的。據巴南區委黨史研究室宋憲忠主任介紹，參加南泉戰斗的解放軍第二野戰軍35師先頭部隊103團(1、2營)的指戰員在1949年11月28日晚奉命撤出戰斗後，即飛兵西進，於29日凌晨由長江上游的江口鎮渡江，匯入12軍大部隊，經冬筍壩到璧山，再到合川，不久奉命轉經永川向成都挺進。由於當時戰事緊急，沒有與地方政府進行交接，甚至沒有留下犧牲烈士的名單。在參加完解放大西南的戰斗之後，參戰部隊又於不久開赴朝鮮戰場，許多當時的參戰人員在朝鮮戰場上犧牲了，故此導致了南泉戰斗史料的缺失。

　　2000年11月，由時任巴南區委黨史研究室、《紅岩春秋》雜志社及原12軍35師103團的老戰士組成的調研小組專程赴徐州原12集團軍軍部訪問還健在的參戰人員，查閱軍史陳列館裡保存的原始檔案資料，並同時前往南京、上海、杭州、安徽等地尋訪了10多位慶解放戰斗的親歷者，獲得了大量權威而詳實的第一手資料。

　　此次尋訪，不但廓清了過去50多年籠罩在南泉戰斗史料中的重重迷霧，還發掘出許多珍貴的原始資料。

　　戰斗在虎嘯口打響

　　告別烈士陵園，我們就來到了當年戰斗打響的地方，位於南泉公園西面約1公裡處的虎嘯口。

　　60年前的1949年11月25日，剛剛參加完解放南川戰役的12軍35師103團，又接到了新的戰斗任務——從南川神童壩抄小路，經巴縣(今巴南區)的界石、南溫泉，直插長江邊，強佔渡口，為後繼部隊過江掃除障礙。在副政委苗新華、副團長吳顏生帶領下，103團1、2營於26日下午三時左右，抵達南泉以西山谷東端的虎嘯口。

　　這裡是直達重慶的必經之路，也是國民黨『江南防線』的戰略要地。國民黨妄圖死守重慶，在南溫泉一帶山地布置了重兵防守。在南溫泉北一線，部署了彭斌的內二警總隊、羅啟彤的361師和楊森20軍的一個師；在南泉西南至綦江一線，部署有羅廣文部44軍，國民黨15兵團司令部亦設在南泉。

　　虎嘯口山谷與我軍前進線路呈V字形，在與敵交火前，敵我雙方均未察覺。約下午三點，當行進中的我軍看到公路兩邊已有房屋時，便加快速度跑步前進。一拐過彎，2連連長徐根及緊隨其後的二十幾位戰士就闖入了敵陣。敵我雙方均出乎意料。『扔手榴彈！』話音剛落，一枚手榴彈已飛進敵群。緊隨這一聲爆響，爆炸聲、槍聲在山谷裡響成一片。至此，南泉戰斗開始打響。

　　敵軍總兵力不下於一個師，而我方總兵力僅僅兩個建制營，共六七百人，行軍中掉隊的又還未趕上。初到谷地時，我方無論兵力還是軍事位置，均處於劣勢。

　　然而，我軍具有英勇頑強戰斗精神和無往不勝的英雄氣勢。首先飛奔衝進谷地的二十多位乾部戰士先扔出幾十枚手榴彈，隨即端起衝鋒槍一陣猛掃，敵人炸鍋般四散潰逃，我軍乘勢佔領虎嘯口南側無名小高地。我軍陣地北面正對一座小木橋，橋北獅子山高地由敵佔領，橋南潰敵爭相過橋逃命，我2連架起機槍猛掃，霎時間橋上屍集成堆。

　　但是敵軍以逸待勞，又佔據有利地形。稍頃，建文峰上的一個連的敵人就氣勢洶洶向我方壓過來，形勢對我十分不利。至黃昏時分，1、3連分別從橋上和橋下打到溪北，佔領了獅子山，控制了虎嘯口南北兩側，並開始與敵爭奪獅子山西側的魏家山高地。

　　在兩位老人的帶領下，記者在魏家山山頂的松林間找到了當時遺留下來的一個石砌的碉樓。碉樓呈方形，約有5米高，看樣子應該是上下兩層，但中間的樓板早已不知去向。王家雲老人告訴記者，其實這個碉樓曾經垮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上世紀90年代搞旅游開發時重新砌的，但碉樓的石頭都是原物。走進碉樓，一排排內大外小的射擊孔十分醒目。在面向虎嘯口和建文峰方向的外牆上，還依稀能看到當年留下的彈孔。

　　一張草圖幫了大忙

　　建文峰是南泉最高峰，主峰周圍群山環列，奇峰對峙，斷崖絕壁，極其險峻。黃昏時分，虎嘯口南北兩側雖已被我軍完全控制，但建文峰、野豬窩兩個制高點對我威脅極大，我軍曾幾次從南、北兩側小高地以及沿谷底小徑向西進擊，均因受到敵猛烈火力阻攔而無進展。戰場主動權，我軍尚未完全掌握。

　　就在此時，設在涵村壩的103團的指揮部接到了地下黨派人送來谷地地形草圖。在此次采訪過程中，記者有幸找到了當年為解放軍送地圖的親歷者，76歲的原重慶市政協退休乾部冉隆福老人。

　　據冉隆福老人回憶，1949年，他正在巴縣(現重慶市巴南區)惠民鄉回龍寺輔仁中學上初中，當年2月，地下黨在此成立了巴(縣)綦(江)南(川)邊區特支。之後，逐漸組成了一股蓄勢待發的革命力量。當時的特支書記任士學，組織大家開展社會調查，發動群眾抗丁抗糧，並組織了秘密武裝，還很有預見地布置搜集了重慶市周邊的地圖，做好了迎接解放大軍的准備。

　　就在解放軍到達南泉的那天，特支書記任士學與宣傳委員金成林就喬裝打扮，衝破了兩道封鎖線，與解放軍的先頭部隊接上了頭。他們返回山上後，立即安排了專人為解放軍送去了南泉的地圖。

　　『我當時是和一個叫沈朋清的同學一起去的。』冉隆福老人回憶道：『我們倆雖然都還沒有加入組織，但對王主任(特支組織委員王寒生，當時的公開身份是輔仁中學的教導主任)布置的任務，從來都是積極完成的。我雖然年紀小，但熟悉當地的地形。』

　　『當時王主任交給我們一個信封，我們也不知道裡面裝的什麼東西，他叫我們一定要送到解放軍的首長那裡，他還教我們如何辨認解放軍——他們有「八·一」帽徽，帽子沒有「耳朵」，胸前都有紀念章(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紀念章)。他還囑咐，一定要把這封信交到背皮包、掛短槍的領導手裡。』

　　『我們下山後，還在六角場(現南泉鎮政府所在處)邊碰到了國民黨的逃兵，好在他們忙於逃命，沒有盤問我們。在天黑之前，我們終於把信送到了離虎嘯口不遠的涵村壩的盧家花園，交給了一個解放軍的營長。』

　　最激烈的爭奪與最慘烈的戰斗

　　從地圖上看，控制了建文峰，虎嘯口陣地前就有了一座高大的屏障，在它掩護下，我軍攻守靈便，就能變被動為主動。

　　為此，團指揮所迅速制定了進攻建文峰作戰方案，決定把2營撒出去，佔領建文峰。

　　夜半時分，擔任主攻的4連3排在前、2排跟進、1排斷後，在熟悉地形的當地農民聶漢清、饒丙成的帶領下，從東南面的白炮石山山溝悄然前進，至東南高地南側斷崖下實在無法前進時，天近拂曉。排長便立即指揮搭人梯登崖，正艱難攀登時，聞聽頭上敵軍構築工事的掘土聲。大家於是加快了登攀速度，沒想到驚動了敵人。一敵兵黑暗中一聲喝道：『哪一個？』爬在最前面的張李保大聲回答：『老子是八路軍！』出手就是一枚手榴彈，隨即奮身一躍，上了峰頂，掏槍就掃，敵人扔下鎬鋤拔腿就跑。其他同志紛紛躍起，一部分迅速佔領陣地，一部分散開肅清峰頂殘敵。

　　佔領建文峰，戰場形勢大變，我方處於有利地位，敵人極為恐慌。從27日拂曉開始，成營的敵人從正北偏西方向朝我主陣地多次發起集團衝鋒，企圖奪回陣地。建文峰上硝煙彌漫，戰斗非常激烈。直至28日夜撤出戰斗前，建文峰制高點牢牢地控制在我軍手中。

　　如今，當年被烈士鮮血染紅的建文峰，成為了『解放重慶主戰場遺址』紀念園。1996年9月11日，80高齡、曾任第2野戰軍3兵團12軍35師師長的李德生上將，為紀念園親筆題寫了『南泉之戰』四字。

　　我軍主動撤出戰斗結束

　　在南溫泉公園大門旁的五洞橋邊的花溪河游船碼頭，兩位老人告示記者，在上世紀公開出版或內部發行的部分文史資料中，都提到了我軍搶奪五洞橋，在南泉正街勝利會師，『把紅旗插上南泉鎮』的說法，其實後來經過調查核實，這種說法是沒有依據的。

　　在《關於重慶解放戰斗史實的辨偽——華東調查報告》(《紅岩春秋》2001年第二期)中，記者看到，在南京軍區後勤部乾休所，解放重慶時任103團1營2連指導員的原南京軍區總醫院政委盧旭陽說，事實上參戰部隊的足跡根本就沒有踏上過南泉正街。我軍是主動撤出戰斗的，根本不可能『把紅旗插在南泉鎮』。因為當時部隊的戰役目的是盡快過江向重慶以西迂回，然後西進參加成都會戰，圍殲近百萬國民黨部隊，不能在南泉與敵糾纏過久。

　　當時的情況是，28日，在2營掩護下，1營兵分兩路，向谷地西面進攻：1、3連在北，佔領了獅子山西側的魏家山。南面，2連指導員盧旭陽帶領2連70多人，佔領了一個山洞(宋子文公館防空洞)後，繼續向西，打到仙女洞，逼迫五洞橋。

　　此時，從建文峰潰敗下來的敵軍，退到花溪河北岸後，在北橋頭用大量門板、桌凳堆砌成路障，並以民宅為依托，織成猛烈火力網，嚴密封鎖五洞橋花溪河面。同時盤踞在野豬窩的敵人也用機槍朝橋上掃射，阻止我軍過橋殲滅北岸之敵。2連幾次衝鋒均被敵打退，且被人數上佔絕對優勢的敵人一個反衝鋒逼回虎嘯口。

　　28日傍晚，為了盡快殲滅敵人，爭取時間過江執行任務，教導員馮嘉珍決定先集中兵力攻取野豬窩，然後與2營協同，從上往下打南泉正街之敵。正當部隊抓緊作好戰前一切准備，決心打一個漂亮反擊戰時，營部傳來命令：准備撤出戰斗，走建文峰後山溝，2連為全團斷後。

　　就在我軍撤離南泉戰場的同時，遭受沈重打擊的胡宗南部167師師長曾祥廷，也顧不得蔣介石給他下的死守南泉之令，倉皇退出南泉。

　　南泉戰斗自1949年11月26日下午約3點打響，至28日晚11點半許我軍撤出戰斗，歷時約56個小時，是解放重慶外圍的一次持續時間最長、最激烈的戰斗。它重創了守敵和國民黨軍隊在重慶的『江南防線』，為我主力部隊大迂回、大包圍和解放重慶贏得了寶貴時間，而這支為此英勇戰斗的隊伍，最後也沒有進入重慶市區，接受重慶人民的鮮花與歡迎。

　　不是所有的先烈都留下英名

　　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整個南泉戰斗中，我軍犧牲的指戰員估計在百名左右，為什麼紀念碑上只有43名？兩位老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在我軍撤出戰斗後，除部分傷員留下外，其他的人員都以急行軍的速度向長江上游的江口集結，沒有留下人員與地方交接。之後，是新到的軍代表責成當地的保甲長負責收集掩埋烈士遺體的。當時在建文峰，國民黨兵與解放軍的遺體相互交錯，他們辨認的原則主要是看服裝、帽徽和是否背了乾糧袋，而烈士的姓名主要是從胸章和帽子裡尋找線索，據說共收集到40餘具解放軍遺體，而有姓名的不到10具，這些烈士的遺體當時就掩埋在建文峰的半山腰和涼水溝的兩邊。

　　1953年，重慶第四區(1955年改為九龍坡區)民政局根據上級指示，在現在烈士陵園所在地修了兩個大的石墓，將原來臨時掩埋在建文峰半山腰、涼水溝兩邊和南泉其他地方的烈士遺骸集中掩埋，當時用12個大木箱共收集了84具烈士遺骸，其中有姓名的只有33具。1962年在此建立了正式的『南泉革命烈士墓』，1983年擴建了烈士陵園並建立了『革命烈士紀念碑』，當時鐫刻在碑座上的烈士名單就是依據1953年的統計資料確定的。

　　時光荏苒，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隨著有關資料的不斷完善，烈士的名單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與追加。

　　根據采訪的線索與查閱有關資料，我們可以肯定，就是現在長眠在『南泉革命烈士墓』裡的烈士，至少有41人沒有留下姓名，這還不包括在1949年收集掩埋和1953年集中掩埋過程中遺漏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