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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基層黨建應打破分割、統籌發展、開放共享
隨着我國社會利益格局調整和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黨建方式面臨着新挑戰。《瞭望》新聞週刊日前走訪調研瞭解到,許多地方通過體制和機制創新統籌黨建資源,探索“開放式”基層黨建新機制,打破地域、時空的界限和黨組織間的壁壘,促進各種要素間的流動,有利於激發黨組織的活力,初步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的基層大黨建格局。
傳統黨建的基層新困境
受訪專家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武裝鬥爭取得政權的黨,有幾十年的軍事鬥爭歷史,因而在黨的建設上,有一套與開展革命鬥爭的環境、條件相適應的體制、機制、活動方式和方法。取得政權以後,根據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在黨的建設領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但總的說來,這些探索與計劃經濟是分不開的。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傳統的基層組織設置、黨員教育管理方式、黨內活動形式都需要與時俱進,實現由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轉變。
梳理受訪專家的分析,傳統黨建面臨的新挑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傳統的教育內容、方法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過去對黨員教育的方式主要體現在“三會一課”上,教育的形式也大都是通過會議、報告等載體來實現,措施上主要是通過黨團活動日來實現,由於經濟成分的多樣化,黨員流動加大,職業千差萬別,再利用整齊劃一的時間,集中進行理論學習,的確有一定困難。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利益關係更加複雜,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渠道和因素明顯增多,對黨員進行教育和管理的難度不斷加大。
二是基層組織的設置面臨新的挑戰。由於經濟組織的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企業經濟成分增多,原有的單純國有集體企業的行政格局被打破,黨組織的設置沒有與新經濟組織的設置同步,不少新經濟組織沒有黨團組織,沒有工會組織。
三是黨員管理、教育、監督也面臨新的挑戰。由於流動黨員大量增多,黨員分佈構成區域拓寬。職工黨員既有在崗職工、又有下崗職工、退離休職工;既有國有企業的黨員職工,又有集體股份制、私有和個體工商業者的黨員職工。不少企業每月開一次會都比較困難,儘管一些企業對流動黨員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發流動黨員證,採取就近學習等,但由於多種原因,收效甚微。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長期不參加組織活動,長期不交黨費,長期不做黨組織分配的工作的“三不”黨員。
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說,在當今信息傳播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民衆對錶達途徑和信息獲取渠道的選擇多樣化了。人們既可以通過執政黨來獲取信息,表達利益、願望、要求,也可以不通過執政黨,而通過傳媒來實現這種溝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沿用過去的套路,對民意和其他信息的感受不靈敏,傳遞不準確、不及時,那麼,人們對執政黨的信任就會迅速下降,對執政黨的能力表示懷疑。一些大黨老黨失去執政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其長期依賴傳統的溝通手段,而後起的反對黨則更能利用現代溝通手段爭取公衆的認同。
由分割到統籌變封閉爲共享
重慶,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也是一個不像直轄市的“另類”直轄市: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爲一體,二元結構矛盾突出。3100多萬人有80%在農村,直轄之初的農村貧困人口高達366萬。
據本刊記者瞭解,這種城鄉二元割裂也同樣體現在黨的建設上:城鄉黨建分割突出,城鄉黨建資源不能相互流動,城鄉人才資源配置不盡合理……爲構建統籌城鄉基層黨建新格局,重慶自2007年以來,推進城鄉黨建觀念、資源、工作“三大統籌”。打破過去按照單位和地域設置黨組織的傳統方法,根據生產力佈局和管理對象的流向,來設置基層黨組織。推行村村聯建、村企聯建、村與社區聯建,使黨的組織設置、功能定位、運行方式與城鄉統籌的形勢相適應。目前,重慶市共建立城鄉聯合黨組織2780個、各類產業黨組織6517個、跨區域建立黨組織262個,依託互聯網建立了網絡黨組織1108個。在城鄉黨組織“共建”的基礎上,重慶還力求實現城鄉黨員的“公管”,城鄉羣衆的“共幫”,城鄉黨內激勵關懷的“共享”和城鄉基層組織的“共進”。
不僅僅是重慶,近年來,許多地方都在探索統籌黨建資源的方式,在城鄉黨建、社區黨建、“兩新”黨建等多個領域打破人才資源、組織資源、教育資源等黨建資源分佈不平衡,力求黨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主體之間的要素流動,構建城鄉一體,上下聯動,資源共享的黨建新格局。
在上海浦東新區,各種價值觀念碰撞,各種所有制並存,多國文化交匯。開放帶來的先發效應使大量的“兩新”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發展。早在2000年,浦東新區就已有各類新經濟組織1.8萬家,新社會組織460多家。面對這一新的形勢,浦東黨建工作從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支部建在樓上”到“總支建在片上”,並延伸到“布點劃片”,通過合理劃分範圍,在片區建立穩固的黨組織,並由上級黨組織派出黨羣工作者進行管理,把“兩新”黨組織和黨員有效地納入區域黨建組織管理網絡,以“兩個不變”(片區黨組織、黨羣工作隊伍)應對“兩個多變”(“兩新”組織、黨員隊伍)。
用開放的黨內活動激發組織活力
一名基層的組織部部長對本刊記者直言不諱地說,當前黨內活動的封閉、機械、呆板,缺乏活力和吸引力已到了非變革不可的地步。不少黨組織的組織生活就是找幾個黨員輪流讀文件、念報紙,大家發言也多是“正確的廢話”,然後就是吃頓飯,打牌娛樂;有錢的單位就打着“過組織生活”的名義外出旅遊。同時,黨員只能在本支部接受教育、參加組織生活、開展民主評議。如果這個支部的組織生活開展得很糟糕,支部黨員也別無選擇;如果這個支部的組織生活很吸引人,也只能是這個支部的黨員獨自享受。黨的組織資源得不到整合,黨內信息不能夠共享,黨員積極性難以調動,黨組織吸引力逐步減弱。
多位基層幹部反映,在機關黨建領域,這種情況尤爲突出。不少地方的機關黨建還停留在傳統意義上的“院牆內”黨建。看起來組織活動基本上沒有間斷,但總是裏面“熱熱鬧鬧”,外面“冷冷清清”,基層沒有感覺,羣衆沒有感知。東部省區的一名機關黨委副書記說,現在機關黨建總體來看缺乏活力,仍是關門抓黨建、閉門講奉獻、守門搞服務,黨建工作體內循環。機關黨委定位也很模糊,變成機關的一個部門,行政領導思想上也把機關黨委當作一個處室,黨組織很難開展工作。比如領導幹部的民主生活會,有多少領導能堅持參加?就算來參加了,質量又如何呢?領導幹部能否把身份降爲普通黨員?
爲打破困局,各地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重慶大渡口區從變革組織生活的模式入手,引入競爭機制和開放機制,採取組織生活“招投標”和公示制度。在公開徵集和確定組織生活的主題基礎上,向基層黨組織進行公開招標,上級黨組織對“中標”的黨組織給予必要的工作經費等方面的支持,並向廣大黨員和社會公佈。黨員憑“黨員電子活動證”即可參加任何一個黨組織的組織生活。
本刊記者日前在大渡口區房管局黨總支與平安社區黨委聯合舉辦的“開放式黨員專題組織生活會”上看到,職能部門、街道、企業、社區的黨員、入黨積極分子、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羣衆代表濟濟一堂,圍繞“城市危舊房改造”這一熱點難題問題發表看法,並就黨員如何關注拆遷中的民意、民情、民生問題,及在危舊房改造中發揮作用進行探討。在近3個小時的會議中,氣氛很熱烈,沒有空話、套話,只有思想的交鋒和觀點的碰撞。平安社區黨員徐國文認爲,開放式組織生活會在內容、對象、程序上全面開放,不分機關企業,黨員可以自由選擇參加,這就實現了黨組織優勢互補、能者多管的目的,大大增強了黨內活動的吸引力,讓每個黨員對組織生活充滿期待。
當前,不少地方都在進行“開放式基層黨建”的探索。江蘇省蘇州市把黨員服務中心作爲新時期服務黨員羣衆的有形載體來建設,在服務形式和服務功能上進行完善和創新,大力推行社會化服務,擴大黨員服務中心的輻射效應。在服務對象上,黨員服務中心在堅持面向黨員和黨組織的同時,還向社會羣衆和駐區單位開放,主動通報有關情況,瞭解他們的願望和要求,熱心爲他們提供服務。在服務內涵上,不斷拓展服務空間,尤其爲失業和困難黨員、羣衆提供再就業技能培訓、再就業信息和介紹就業崗位等幫困服務。
要變“小圈圈”爲“大循環”
新時期基層黨建應打破分割、統籌發展、開放共享,已成爲衆多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共識,不少地方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了有益的黨建體制機制創新,形成了“開放式黨建”的態勢。但是,本刊記者調研發現,還是在各自的“小圈圈”內搞開放,搞探索,與其他地方的黨建工作無法貫通。受訪的部分黨建專家和基層幹部認爲,要實現基層黨建的更大突破,還應在更高層面作出制度性安排,構建全國一盤棋的開放式大黨建格局。
近年來,各地都在藉助現代網絡信息技術變革傳統的黨員組織管理、黨內活動、黨員教育學習模式,探索開放式的黨員管理新機制,在局部地區效果都很好。比如,一些地區爲在冊黨員和流動黨員製作了“黨員電子活動證”,黨員在區內憑“黨員電子活動證”可參加任何一個黨組織的活動。但是,這樣的無障礙的開放僅僅侷限在單個行政轄區範圍內,在其他地區就無法實現。不少流動黨員表示,如果有全國統一的“黨員電子活動證”就好了,真正實現黨員流動到哪裏,黨組織的管理和服務就延伸到哪裏。
多位來自基層幹部的建議是,當前應及時總結各地搞開放式基層黨建的成功經驗,及時將一些具有“普適”價值的做法上升到制度層面,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比如,近年來建設了很多開放式的黨員服務中心,在爲流動黨員服務,爲黨員提供活動陣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各地的黨員服務中心名稱不盡相同,標識也不統一,有的叫“紅心家園”,有的叫“黨員之家”,有的叫“紅心港灣”;有的以黨徽爲標識,有的以紅心爲標識,有的以黨旗爲標識。爲此,應借鑑公安派出所標準化建設的思路,在所有鄉鎮、街道、社區都建立統一標準的黨員服務中心,從定位、功能、名稱、外觀等多方面統一,使黨員走到全國任何一個黨員服務中心,都可以得到幫助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