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會科學院日前召開了『文獻巨片《解放》座談會』，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資深學者張學新、呂萬和、王達洲，文學評論家黃澤新、王玉樹、胡光明、張春生，市社科院重點學科首席專家王之望、張景榮、張利民以及青年科研骨乾、博士生等數十人暢談50集電視連續劇《解放》的觀後感。與會者從文學創作和藝術審美、史學研究和哲學思維、天津文化產業發展等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研討。

　　王立國(天津社科院副院長)：

　　《解放》播出之後，社會反響之大，藝術評價之高，都是空前的。它所反映的解放戰爭的歷史時段是大家所熟悉的。它以歷史事件的真實、細節的真實與宏大的場面，再現了那段驚天動地的歷史，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們請來了本院離退休的老同志、解放戰爭的親歷者、新中國成立的見證人，也請來了中青年學者、首席專家等，大家共同暢談《解放》的觀後感，重溫黨領導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的輝煌歷程。

　　張學新(天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天津市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離休老乾部)：

　　我是1925年出生，1937年在老家河北平山參加抗日，後來又親歷了解放戰爭，是新中國成立的見證人。作為親身經歷者，我認為《解放》很精彩，很真實。

　　回想1943年秋曹火星在房山縣堂上村創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曲的全過程，真實反映了群眾的心聲。那年秋天，我們群眾劇社來到平西根據地，參加當地的群眾運動和游擊區政治攻勢。當時，抗戰處於艱苦階段，國民黨又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多次進犯陝甘寧邊區。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公然提出『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並狂言『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延安與各解放區開展反法西斯宣傳活動，《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針鋒相對地指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曹火星由此產生靈感，他坐在老鄉的土炕上，邊寫邊唱，經過一天一夜的反復修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支歌誕生了。由於它唱出了人民的心聲，很快就傳遍各個抗日根據地。

　　平津戰役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唱著這首歌，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1949年我們隨軍進入天津，1950年，王莘又在天津創作了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歌唱祖國》。這兩首載入新中國史冊的歌曲都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聲。

　　呂萬和(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離休老乾部)：

　　看了《解放》這部電視劇，感受最深的，是它深刻的震撼力。歷史的震撼力必須通過人們的反思，運用語言文字或藝術加工纔能表現出來。

　　『沒有細節就沒有戲』，沒有細節就不能反映生動活潑有血有肉的真實歷史。這部電視劇在精煉准確地描繪解放戰爭全貌的同時，下大功夫挖掘生動深刻的細節。這些細節，每集皆有，或前所未見、或精心突出，震撼人心，感人肺腑，警示後人，使歷史的震撼力，以新的高度，獲得新的發揮。

　　我們黨正率領全國人民建設史無前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了這部電視劇，我們完全相信，只要共產黨人能夠保持並發揮當年那種堅韌不拔、艱苦奮斗，與人民群眾魚水相親、血肉相連的思想和作風，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譜寫新的篇章。

　　黃澤新(天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評論家、離休老乾部)：

　　《解放》是一部『高度凝練的藝術佳作』。首先，在布局謀篇上，注重藝術概括。對於重大戰役和重要事件的描寫，不是平鋪直敘，而是善於截取重大戰役和重要事件橫斷面，突出地加以描寫。這樣，既彰顯了重要戰役和事件的精神，又使得敘事簡潔明快，節約了大量篇章。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編導善於抓住人物的特點和亮點，並用精煉的語言和行動加以表現，從而收到畫龍點睛的神奇效果。如對朱老總形象的塑造，就有不少精彩筆墨。以往電視劇寫朱老總多著眼於他的朴實、寬厚、平易近人，很少觸及他的遠見卓識、雄纔大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欠缺。《解放》的編導清醒地意識到這個不足，著意用精彩的藝術語言凸顯了朱老總叡智的思想光芒和傑出的統帥韜略。這是朱老總形象塑造的一次大進步、大提昇，較以往影視作品中的朱老總形象更加立體化，更加飽滿生動、真實感人。如今，電視劇拖沓之風盛行，在這種風氣下，《解放》開創的紮實、厚重、凝煉、簡潔的新風，必將對我國電視劇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王達洲(天津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退休老乾部)：

　　觀《解放》，讓我感慨萬千。我即興作詩一首，抒發一下我的心情：民國淪為半殖民，蔣幫統治比狼凶。英豪聚集舉旗幟，拯救中華水火中。披星戴月頻奮斗，雷雨交加仍從容。日寇入侵尤慘絕，八年抵御保國門。獨夫欲返閻羅殿，苦戰三年逐東溟。『己丑』歡呼人民勝，諸方商議定乾坤。雷厲風行勤建設，贏來盛世慶繁榮。今觀《解放》真情現，更敬艱辛創業人。60春秋重憶史，原為以史育新人。他年能否創新跡，還願新人繼往情。

　　胡光明(天津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在大敵當前、形勢危急、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卻化名李得勝，近乎頑固地一再拒絕渡過黃河，率領極少數精乾部隊把胡宗南幾十萬大軍吸引在自己周圍，幾次身陷於絕境而指揮若定，甚至在泅水渡河時，把『土救生圈』留給自己的親密戰友周恩來，活畫出他把危險留給自己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大智大勇。

　　在陝北，為了掩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轉移，面對明晃晃現大洋的誘惑和烏黑槍口的威脅，老農祖孫兩代人寧肯捨掉自己的性命，也不肯透露一個字。這些不僅表明了我黨始終不渝地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把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作為第一生命，而且他們本身深深植根於廣大民眾之中，是與廣大民眾同根同脈、血肉相連的。這就是強弱換位，乾坤倒轉，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並在東方崛起的根源。

　　張春生(天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影視文學評論家)：

　　我已在另一個會上談了《解放》的四個第一，現在強調的是這部巨制使天津電視劇乃至我市的文藝創作走向了全國的前沿，具有文藝『地標』的意義。這也和津城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相呼應，代表了天津精神、天津風貌。

　　有三個感觸，一個認知。第一個感觸是，全劇的恢宏和精致的統一。例如，高層和一線，謀略和實踐，全局和軍事，國際和國內，政治和情感，國共兩黨和國家命運等的交相呼應，互補互動，都在劇中達到了既衝突又共生，最後革命取得勝利。第二個感觸是，領袖形象和群體性格的成功塑造。這種塑造打破了曾經有過的正邪類型化的描繪，變得豐滿、個性、充盈起來，政治思想和行為內心以及社會表征的交匯，使電視劇近五百個人物，幾乎都能過目不忘。第三個感觸是，策劃、編導的巨大藝術魄力，全景、宏觀、多條線索、幾大戰場、外線內線、民主陣線、戰時經濟與政治及隱蔽戰線都能綱舉目張地清晰而故事化地展現，這是十分了不起的。說明創作已達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全劇有慧眼地選擇事件，形成了『史詩現實主義』，她比目前的創作方法精湛，史詩結合，更符合今天的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