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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兩難問題增多』,5月份他在天津調研時再次指出,當前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不少。『兩難』似乎已經成為決策層的共識,《中國經濟周刊》以『兩難』為主題,總結出中國經濟的12個兩難問題,同時還總結出造成『兩難』的6大矛盾。
這6大矛盾和12大兩難問題不必一一列舉。因為任何社會任何政府都會面臨決策兩難的處境,社會本來就在矛盾中進步,如果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那麼多兩難,為何需要組建一個政府來處理公共事務呢?美國的經濟未嘗沒有兩難,奧巴馬一方面要推進公共醫療,一方面也要忍受自由主義者的痛罵。改革從來不是兩面討好的事情,兩難只是對目前處境的描述,是政府面對棘手的經濟環境的客觀困境,但是不管如何兩難,最終追求的目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不能因為兩難就忽略了改革的目標。以房地產調控來說,一個重要的兩難就是『保支柱』與控房價的矛盾。保支柱就是要保證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支柱地位。但房地產的價格虛高並不代表支柱產業的繁榮,價格下降也不代表支柱地位就有所下降。一個是價格問題,一個是產業地位問題,二者有什麼矛盾呢。但這一矛盾卻客觀地存在著,並且總能成為部分人反對國家控制房價、打擊房地產投資行為的理由。
同樣,再看另一個重要矛盾:提高居民收入與增加國家、企業收入的矛盾。這個矛盾在學理上也不存在,增加國家、企業收入最終的目的不就是為了提高居民收入麼?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內需,最終不又有利於增加國家、企業的收入麼?但現實中卻是一個極大的矛盾。筆者曾在5月28日本報撰文稱『支持《工資條例》就是央企最大的社會責任』。作此文的背景是一度盛傳年內出臺的有利於勞方的《工資條例》遭遇央企阻力,年前可能無法出臺。這一消息就是這一矛盾的生動體現。社會多方呼吁國家啟動收入分配改革,5月24日、25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署名文章談收入分配問題,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然遲遲未出臺,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是其遲遲未出臺的最大原因。這也是兩難的實質,現實的利益博弈纔是兩難的重要原因。有人認為,這一矛盾在於國家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勢必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問題的關鍵在於要以哪個為本體,國家的目標是什麼,是提高國民收入還是只求財政增長,是要減少貧富差距還是要維護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目標如果定了,這一矛盾還是矛盾麼?啟動收入分配改革不應當是當務之急麼?
種種的矛盾,只是在現實操作中成為兩難。兩難看上去是兩種理論的交鋒,誰也分不清哪種理論正確,但實際上可能只是兩種力量挾持了理論作為較勁的理由。政府要克服兩難的困境就應當確立一個目標,有了堅定的改革目標,一切兩難都不是問題,如果改革決心不堅定,纔會在兩難中不斷徘徊,拖延改革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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