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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波士頓顧問集團的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百萬美元富豪數目增加14%,其中中國增加了31%,增速排全球第四位。(6月12日中國新聞網)
這是一個極能吸引公眾眼球和挑起公眾情緒的新聞:我國富豪增速『全球第四』。而在數據之外,則是公眾的不公平感在增強和焦慮感在加深。這是一個二律背反的社會問題。
毫無疑問,國人財富的增加在最近幾年呈加速度的趨勢。在胡潤財富排行榜上,2006年,270億是中國最富有的人的身家,這個數字在2007只能排到第16名。調查顯示,我國新生代的富豪不斷湧現,我國已經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富有階層。
我們應為財富的增加高興,但是也要看到富豪增速『全球第四』掩蓋不住社會高度分化的事實。或許,在今天,關注財富增加背後的社會分化更有意義,更有利於社會和諧。因為我們還曾看到,一部分人群僅僅為了10元錢就發生了踩踏死亡事件,看到了低收入者面對生存的焦慮感。
因此,應看到富豪增速『全球第四』背後的社會分化。一是貧富懸殊開始固化為社會結構。在強勢群體方面,資源和財富正在向這個群體集中,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產生重要影響,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發揮作用,對社會公共輿論影響和話語形成能力,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關系。
二是弱勢群體擴大。據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報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中估算,中國弱勢群體規模在1.4億?1.8億人左右,約佔總人口的11%?14%,達到這樣的規模和比例是非常嚴重的。更為令人擔懮的是其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弱勢程度還將進一步加深。
三是收入差距加大。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差別擴大的實質是貧富差距的擴大。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報告中指出,中國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數為0.28,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38,90年代末則為0.4581。表明短短十幾年時間,中國已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收入差距超過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
富豪增速『全球第四』之下,社會階層結構的巨大分化以及邊緣群體的出現必須引起重視。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將會使其缺乏穩定而長期的預期,在喪失原有的文化價值和組織歸屬的同時,很可能會陷入一種邊緣狀態,對整個社會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總之,利益主體分化、社會分層的結果使社會整合的難度加大。
面對富豪增速『全球第四』,不應只有歡呼聲,也不應只有詬病,而要理性。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一個社會的消費者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讓我們從關注富豪增速『全球第四』轉移到關注窮人,關注人的價值吧。誠如秦朔先生所言,讓我們從關注財富數字,走向關注人的價值、環境的價值、社會的價值、公共利益的價值、和諧的價值、公正的價值。 (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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