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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每天,馬小朵都要『從一個「北京」,趕到另一個「北京」』。
起點是萬壽路甲15號院,緊靠著一家五星級酒店和一個高級超市,周邊的房子每平方米賣到3萬多元。
目的地叫劉娘府,一個聚攏了上萬名打工者的城中村,房租最貴時也不過每月300元。院裡也有一家超市,招牌上印著『興隆連鎖鎖超市』,『鎖』字多印了一個,怕花錢,老板便一直沒把它換掉。
『你不能指望北京的所有地方都建設得一樣好。』馬小朵站在由養豬場改造而成的民房邊上說,『就像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成為北京人一樣。』
在這片被官方文件稱為『社區』的聚集地,流動人口數量是常住人口的10倍。『他們在這裡生活了10多年,他們的孩子就在這裡出生和長大,這裡算不算他們的家?』
從4年前來到這個社區開始,馬小朵和她創辦的民間組織『同心希望家園』,努力幫漂泊的外鄉人找到家的感覺。她見證了這個農民工社區的成長,也見證了它的死亡。
這個社區有溫度,但不屬於打工者
馬小朵很早就發現,在劉娘府,到處都可以找到『公共』的影子。
3個廁所是社區裡最『豪華』的公共建築,它們和城裡的公廁一模一樣。但是,由於公廁數量是按照常住人口數量規劃設計的,所以每天清晨,廁所門口都要排起長隊,有些大人憋得急了就會隨地解決,更莫提小孩兒。
社區裡最大的公共住宅,是在過去豬圈的基礎上砌上牆,再搭上一個大頂建成的,人們至今還以『豬場』來稱呼這個上千人居住的地方。類似的住處還有『雞場』,前年著過一次大火,但因為每月租金不到100元,今年又人滿為患了。
此外,因為多數人家都沒有淋浴設施,社區裡還開設了一個公共浴池。但是,一次7元的價格讓很多打工者望而卻步,在『可以接盆水衝涼』的夏天,這裡多數時間沒有生意。
這一切讓馬小朵覺得,這種『公共』顯得冰冷而物化。
在社區居委會的大院裡,流動人口、出租房屋服務站的辦公室是面積最大的。在許多打工者印象裡,『流管站』辦公室總是人最多,有些人磕著瓜子看報,有些人對著一大缸的金魚喂食。而他們的主要工作『好像就是辦暫住證』。
馬小朵不由感慨:在這裡,打工者的處境就像這個打工者社區所處的位置一樣,『很尷尬。』
比如,她發現,在這個社區裡,有北京戶口的人可以去居民液化氣服務站換氣,40元一罐;而沒有北京戶口的人,則必須花上140元一罐的價格向私人開辦的服務站購買,買來的氣罐大多是早已淘汰的舊貨,經常有人因為罐口著火而被嚇到,或者被飛濺的火星燒掉劉海兒。
『這個社區有溫度,』馬小朵說,『但不屬於打工者。他們在這裡生活了很多年,還是被稱為「老外地」。』
她甚至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裡更像是一個松散的民工聚居地,而算不上一個『社區』。它缺少社區所應有的群體間的有機聯系,也缺少一個社區應該有的文化、精神紐帶。更要命的是,住在這裡的打工者缺少歸屬感。
為了改變這種現象,她一頭撲在這裡,並整整堅持了4年。
城市永遠都不是我的家
沒有人比馬小朵更在乎歸屬感,因為這個44歲的女人曾被這3個字『折磨了整整28年』。
翻開這個女人的奮斗史,城鄉糾葛如影子一般,對她緊追不捨。
這種糾葛早在20多年前就開始了。1982年,16歲的馬小朵從江蘇溧陽老家來到北京做保姆。從那一刻起,『外地人』的身份就一直困擾著她。她的第一次戀愛,因為男方的北京人身份而阻力重重。恰好聽說深圳的戶籍制度有所松動,馬小朵帶著600元去了深圳。當時,她告訴自己,『有戶口,纔有愛』。
後來,她擁有了深圳戶口,並嫁給了她的初戀。然而,當她想把孩子的戶口隨丈夫遷到北京時,派出所的警察大聲告訴她:『那還了得,這北京的窗戶一開,什麼蒼蠅,蚊子,不是都飛進來了?』
她說,城鄉之間,總有些問題是她永遠也想不清楚的。
她特別愛笑,但是右眼的眉毛卻總是皺著,那是打工的時候,被勒貨用的彈簧繩打到了眼睛,落下的毛病。
走起路來,她總是低著頭,步子又小又快,並被丈夫取笑為『日本女人』。但馬小朵自己知道,『那種謹小慎微,是常在屋檐下的證明』。
馬小朵15歲入團,16歲進城,所以只交過一次團費,她說她做夢都想有人能來收她的團費,但一進城,『就再沒人管我了』。
如今,身份已經變成了城裡人,但馬小朵仍然覺得『城市永遠都不是我的家』。因此,她尤其能體會在北京的農民工。這也成了她創辦同心希望家園的直接原因,『我希望能真正回到這個群體裡,去服務他們』。
不過,這個想法實踐起來並不容易。因為沒有掛靠單位,在選定劉娘府作為自己的落腳點之前,她吃了很多閉門羹。
4年來,她每天有10個小時在社區裡,丈夫一邊抱怨『家被你當成了旅館』,一邊被迫乾起了家務;而讀初中的女兒為了幫社區裡的孩子募集舊書,『已經打入了校學生會』。
圖書角借書卡
超市裡的家
馬小朵在劉娘府創造歸屬感的嘗試,是從一家超市開始的。
說是超市,其實只是一間出售舊衣服的路邊小店。店裡唯一的『試衣間』是一個布簾子,沒有鏡子,但多數打工者並不介意,他們只希望試試『是否合身』。
掛在衣架上的衣服整齊、乾淨,樣式也多,只是有些衣服的袖口已經磨損,一些黑色T恤也褪了色。這些衣服都是從各個大學募集而來,再分類、整理,低價賣給社區的打工者。
一張詳實的價格參考表就貼在牆上:一般的衣服絕不會超過5塊錢,碰到冬天的羽絨服,如果有6成新,又是『最大的品牌』,『比如李寧牌』,負責整理衣服的蔡琴纔會咬咬牙,標上『13元的超高價』。
在這個名為『愛心超市』的地方出現前,離劉娘府最近的服裝市場步行要40分鍾纔能到,衣服最便宜也要20元一件。
有人計算過,自從2006年開業以來,這裡每年能賣出上萬件的衣服,大概可以為社區裡的打工者節省30萬元。超市每天的流水賬都會貼在門外,截至去年年底,這家超市連續3年盈利上千元。
這些錢,捐助過一個社區裡患白血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以賣煤為生;一個社區婦女患了子宮癌,死後卻沒錢火化,愛心超市替她出了這筆錢。
這個超市在打工者裡口口相傳,最遠甚至傳到了山西。據說,一個建築工人為了送禮,專程坐火車趕到超市,買了一大包的衣服,又匆匆忙忙地趕了回去。
不過,這些值得稱道的『業績』,並不是馬小朵開辦愛心超市的主要目的。她的打算是,通過這個超市『創造家的感覺,讓農民工擁有主人的心態』。
出於這個考慮,超市很多管理都是集體決議。超市開業時,為了確定衣服價格,馬小朵特地和六七個社區婦女一起進行了一場民主討論。
店長宋朝蓮是河南人,在這個社區生活了10多年。在超市開業前,她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看電視。如今,她每天都坐在縫紉機旁,把賣不出去的衣服做成鞋墊,送給工地乾活的小伙子,有時還會給他們縫縫衣服。3年來,她在這裡結識了20多個同鄉的姐妹,有的還是遠親。
顯然,聚集在超市裡的打工者,不只是為了購物而來。
超市裡擺放著十幾把塑料板凳,用來給打工者們聊天,但卻遠不夠用,一到晚上,很多人都只能站著。
一些人從工地下班後,會相約在超市『扯淡』。每當這時候,他們會特意換上從超市買來的大學文化衫,有的印著中國人民大學,也有的印著中央民族大學,在超市裡肆意地互相取笑:『你是大學生啊,冒牌的吧。』
一個在國外做研究的華人學者來過愛心超市以後覺得:『在這間屋子裡找不到歧視,只有打工者纔會來,大家就會覺得原來還有這樣一個地方,只屬於我們的地方。』
在這裡,一個叫李金華的女孩覺得很放松。她來北京7年,從來不愛去城裡的商場,因為售貨員看她的眼神,總讓她感覺自己『像一個小偷』。
來自秦皇島的張國最為放肆,他總是一進超市,就將手機裡的歌曲聲音調到最大,靠在牆上,等待接踵而至的工友們。張國喜歡買彩票。這一次,他買的彩票又沒中,一邊向宋朝蓮大聲抱怨,一邊在衣架旁挑挑揀揀。最終,他選中了一件佳能相機的文化衫,背面印著『EOS3000萬』的字樣:『6個500萬,這個好!』
交了兩塊錢,張國心滿意足地出門了。
幼兒園
他們長大後,就是這個家的建設者
女兒很小的時候,馬小朵經常把她帶到社區裡,讓她和社區裡孩子一塊玩。她常提醒女兒:『長大後要記住,你的媽媽和他們的媽媽是一樣的,如果不是因為爸爸,你和他們也是一樣的。』
她的女兒在市區一所重點中學讀書。住在劉娘府的孩子則大多沒那麼幸運,因戶籍限制,他們很難進入北京市的任何一所公立學校。
4年前,馬小朵就發現,在這裡,教育通常是從小就缺失的。許多家庭沒有錢送孩子上幼兒園,『就關在家裡,關到上小學』。
很多孩子從小就出生在這裡,甚至從來沒回過老家。但如何讓他們在北京獲得家的感覺?
馬小朵覺得,『最需要幫助的就是這些孩子,他們長大後,就是這個家的建設者』。為此,她把租來的房子變成了『兒童中心』,並鼓勵孩子們用自己的創意把這裡填滿。
如今,兒童中心兩扇寫滿歪歪扭扭粉筆字的磚紅色鐵門裡,是這些打工者孩子們專屬的樂園。牆上貼滿他們拿油畫棒涂抹的『風景畫』:有胡蘿卜、大白菜,還有掛著苹果的大樹。這些孩子幾乎從來不去公園,他們的創意都是從附近的菜市場得來的。
每周六的下午是很多孩子最期待的,因為下午一點半是圖書角開放的時間。4年來,借書證已經辦了300多張。屋裡的圖書連同書櫃都是捐贈來的,有些書已經陳舊得不像樣子,但對一些『只看過語文書』的孩子們來說,這裡非常美好,因為他們可以看到『很多很美好的童話故事』。
剛進這所免費幼兒園時,許多孩子不習慣拍照,甚至連話都不愛說,碰見生人『就把頭扭到一邊去』。
現在,他們已經習慣在課間的時候,伴著那首《紅絲帶》的歌聲結伴玩耍:『我們也有一雙聰慧的眼睛,我們長大也能把世界推轉……』
現在,這些小販、建築工人或者拾荒人的孩子,有了拼圖、積木,中午的時候還有一張舒服的小床可以睡覺。盡管通常要兩個人擠一張床,但這並不妨礙他們酣然入睡。
他們的床頭,都印著一些英文名字, Hans、Wilson、Maggie......這些名字來自金苹果幼兒園,這裡的很多東西都是那所幼兒園捐贈的,它離這個城中村很近,卻屬於城市。
馬小朵竭力縮短這種距離。聖誕節的時候,她教孩子們排演話劇,去參加城裡幼兒園的聯歡會。孩子們的表演很精彩,但她總是不敢招呼家長一同前往:『我們的孩子比他們的孩子瘦小很多,怕媽媽們看了難受。』
她還常常去北海公園內的一所貴族幼兒園『化緣』,因為那裡裝廢舊玩具的倉庫比整個同心希望家園還要大上幾倍。
馬小朵
最大的改變,是人的改變
4年中,劉娘府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
比如,這裡的農民工們甚至擁有了一份自己的『報紙』:《同心社區通訊》。這張只有4個版的社區報已出了12期,印數也從100份增加到了1000份。
剛發行的時候,有的打工者捧著報紙左看右看,『這是報紙麼?咱也能上報?』
孩子們是投稿最踴躍的群體。有人在文章裡表示,自己那個只能躺在市場貨架上睡覺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最偉大的爸爸』。有人則寫:每天放學回家如果家裡找不到媽媽,那准是在廢品堆裡。辛苦的媽媽,我愛您。
不過,更大的變化發生在打工者身上。一個經常參與公益活動的社區婦女曾經問過馬小朵這樣一個問題:『是愛心超市對這個社區幫助更大,還是兒童中心對這個社區幫助更大?』
『是你們。』馬小朵脫口而出。
來到劉娘府後不久,馬小朵就發現,很多隨丈夫來打工的婦女,每天除了帶孩子沒別的事做,很孤獨,鄰裡之間也沒什麼來往。因此,她決定從這個群體中培養『社區服務者』,因為『她們對新事物有熱情,也渴望通過幫助別人去證明自己』。
『你和她們一聊,就知道哪些婦女熱心腸,她們不知道什麼叫公益,但她們一聽社區裡的大事小事,眼睛會亮起來的啊!』
有個叫李曉靜的女人來自河北,因為長得漂亮,丈夫不放心她出去工作,在社區住了近10年,大部分時間都和床上的二手電視相伴。
為了說服她參加社區服務,馬小朵一遍遍地上門去與她溝通。在這個過程中,馬小朵被她家的狗咬過,也被她一歲大的女兒推過,到最後,全家上下都覺得這個女人惹人煩,反倒是李曉靜終於決定試一試。
在一次培訓中,輔導教師讓李曉靜畫畫,畫自己想要的東西。她畫了很多,畫了給父母的大房子,還畫了給丈夫孩子的禮物。畫完後,老師問她:『你自己在哪裡呢?』
這個女人愣了一會兒,『哇』的一聲,哭了。
李曉靜試著當上了幼兒園的媽媽老師,白天,她跑到城裡的幼兒園去旁聽,半夜,她在床上背教案,早上,她對著鏡子練習。
很快,她成了幼兒園裡最受歡迎的媽媽老師,孩子們總圍著她轉,以至於她自己的女兒都吃醋,不時用手攔著別的孩子。
現在,李曉靜已經考取了成人自考的幼教專業,開始脫產學習。在最近的一次社會工作初級證書考試中,臨近幾個社區的居委會主任紛紛落馬,她得了80分。
在劉娘府,這種與成長有關的故事並不難找。
一個叫石國平的女人,只上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去放牛。她從沒想過,在參加了社區工作以後,自己還能走進南開大學,去參加慈善交流會。
負責為愛心超市整理物資的謝琴,現在經常把丈夫拉來一起工作。最近,她還為自己挑了一件新的工作服——城市志願者的短袖T恤,盡管她從來不是一名正式的『城市志願者』。
有的人,參與了社區工作後,不喜歡別人叫自己店長或是其他稱呼,而是更喜歡『社工』這個對他們來說很新鮮的稱呼。
還有一個年輕打工妹,在同心希望家園幫助社區婦女們聯系的一次免費體檢後,主動把自己的聯系方式留了下來。她告訴馬小朵,如果誰需要獻血,她願意,獻骨髓,她也願意。
這些都讓馬小朵欣慰不已。『他們對這個社區有了感情,進而對社區的成長產生了天然的責任感。和給他們一個家相比,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份家人意識,所以說,4年來,最大的改變,是人的改變。』
劉娘府
只有家裡人纔能管好這個家
現在,逢年過節,婦女骨乾們會自發組織社區裡的打工者搞聯歡,最多一次去了上千人。居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曾私下問過馬小朵,『我們好吃好喝的招待,他們不來,怎麼你們一搞活動,他們就來?』
馬小朵給出了她的答案:『因為你們想出來的節目是扭秧歌,我們想出來的節目是打工者唱歌。』
在劉娘府的4年社區建設經驗,讓馬小朵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真的只有家裡人,纔能真正管好這個家。』
剛闖進來的時候,馬小朵曾啟用過專業的社會工作人員,也請過滿腔熱血的大學生。但呆了一年後,因為和社區的流動人口『實在沒有共同語言』,這些人紛紛抱拳告辭。她也請來過城裡幼兒園退休的職業教師,結果老師因為嫌社區餐館裡食物太不乾淨,憤然離去,臨走還拋下一句『你們這裡是舊社會』。
曾經有個打工者告訴她:『沒有人比我們更加了解這個群體,通過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管理社區,往往比政府自上而下的統籌模式更有效率。』
同樣的經驗,馬小朵在到美國進行『社區建設』考察時,也體會過。
2003年年初,她接受一個組織的邀請,到美國紐約的唐人街,用3個月時間親自感受移民社區的建設。為了讓她能看到最真實的移民社區,組織者沒有派人招待她,而是把她『直接扔了進去』。
她先是住在一個打工者的家裡,那家的女人做保姆,男人賣豆腐,每天,馬小朵還沒起床,他就開工,馬小朵睡覺時,他還沒回來,所以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她竟沒見過男主人幾次。
『你不要以為他們條件多麼好,他們和我們的打工者一樣,要拼命地賺錢,纔能勉強糊口。』她說。
但3個月過去了,馬小朵發現,那裡的社區看起來無序、混亂,但和國內的民工社區比起來,卻有著強烈的群體參與意識。
無論是一場社區裡的文藝晚會編演,還是一次聲勢浩大的上街游行,很多人都會親自參與討論,『他們習慣了參與社區建設的決議,而不僅僅是參加社區活動』。
在一次交流會上,一個人類學教授告訴馬小朵,在美國的阿拉伯人社區,社區構建的模式叫做大哥哥制度,即由政府購買阿拉伯人社會組織的服務,最大程度地發動社區內居民的自組織力量,結果發現,『一個阿拉伯大哥哥可比一個白人管理員厲害多了』。
不過,馬小朵發現,在國外很普遍的觀念,國內並沒有太多人認可。去年年底,街道計生辦的乾部曾經邀請馬小朵去某個度假村開會。席上,一個主任似醉非醉地建議,可以在附近給馬小朵一個1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把愛心超市搬過去。
『但那是個樓區啊,也沒有流動人口,我去那裡乾什麼?』馬小朵問。那位主任則當即表示,可以用車把流動人口接過去買東西。
這次對話讓馬小朵感慨,『要真的對這些打工者有感情,纔能真正給他們家的感覺。』
"豬場"內的一家
被扼殺的成長
在劉娘府,打工者們已經開始琢磨怎麼建設自己的『家園』。替愛心超市運貨的司機黃師傅告訴馬小朵,他想把愛心超市開到他的老家河北永清,一個貧困的縣城;幼兒園的幾位小朋友已經上了小學,正在向馬小朵申請,要回到兒童中心做小志願者;社區婦女吳國平開始在《同心社區通訊》上開了小專欄,寫起了打油詩。
馬小朵也在心裡暢想著一些宏大的計劃。比如,她曾想將愛心超市開到10個,這就意味著能多給打工者們提供一些工作機會,也能讓更多人買到便宜衣服;她還幻想過申請資金,把整個豬場都承包下來,讓住在社區裡的那些建築工人,像搭積木一般蓋起漂亮的合作住房。
和4年前相比,劉娘府更像馬小朵心目中的『社區』了。在愛心超市,在兒童樂園,以及在其他社區服務活動的場所,某種比地域聯系更緊密的社區關系正在建立起來。許多專家聞訊前來考察這個社區的成長,並把它當成罕見的成功案例。
馬小朵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的夢想眼看著就要在劉娘府實現了。但最近,貼在牆上的《拆遷公告》讓這個夢想一下子又逃得很遠。
和北京許多曾經的農民工聚集區一樣,劉娘府如今面臨拆遷。房子的主人們開始盤算自己能拿到多少補償,而那些租住在這裡的打工者,卻開始為找一個新的住處發愁。
這些打工者並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紙質文件裡,也並不在居委會主任與拆遷公司負責人的竊竊私語中。『那些外地人挺可憐的,這下沒地方住了,石景山的空樓房多了,他們租不起啊。』80歲的當地老人王通戴著紅袖章在社區裡巡邏,他說,社區裡每天都有人被房東轟走。
和房子相比,打工者更關心的是孩子讀書的場所。這裡的3所小學也將隨著拆遷消失,他們要為孩子找到讀書的地方。
這個逐漸成型的社區一下子煙消雲散:有的打工者已經搬走了,裡面包括兩個社區服務的婦女骨乾;剩下的人們則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換著最新的信息,還有沒有不拆的地方,或是哪裡有便宜的住處;幼兒園裡的孩子已經走了十幾個,剩下的依舊在『講禮貌、講秩序、講衛生——做文明有禮的北京人』的紅色條幅下面蹦跳。
馬小朵一直相信,當打工者與自己所在地方一草一木都產生穩定聯系時,他們就會想建設好這個社區。但現在,她只能看著這種辛苦建立起來的穩定聯系被拆毀。
她正在為這個曾經存在的群體做最後努力:記錄下居民們的口述歷史,並編進一本社區故事集。
這是馬小朵留給社區的最後一份禮物,故事集的主要撰寫者是社區裡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志願者們,故事中的30位主人公都是這個社區裡最普通的居民。
這裡面,有人在劉娘府生活過十幾年,靠一家名為『自強』的五金店養活兩個偏癱的孩子;有個人一只眼睛失明,但每天凌晨三點就會起來,經營自己的煎餅攤。
30個受采者聚在一起時,馬小朵發現,這個群體遠比她想象中的更加堅強。有個剛搬走的小伙子興奮地告訴她,他租了個15平方米的大房子,比原來的大三倍。
故事集的名字叫《我們,一起走過》。馬小朵說:『總應該有人去記錄這些曾經頑強生長過的生命,還有,我們即將消失的家園。』
據說再過一個月,這片城中村就要消失了,規劃中,它將變成一片別墅區,名叫『加州小鎮』。而馬小朵還不知道,曾經發生在這裡的故事,會不會在別的地方繼續。
愛心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