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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的接納之路,除了理順大城市落戶制度,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制度化保障之外,還必須加快『縣鎮化』建設,用『富縣強鎮』的成果吸納新生代農民工。
自從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尤其是近期一系列的新聞事件,使得這個群體走向社會前臺,輪廓漸次明晰。
日前,全國總工會發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3歲,他們中80%的人尚未結婚,情感孤獨成為他們的主要困惑。報告建議我國試行新生代農民工城鎮落戶制度,並完善相關立法,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制度化保障。
每個群體,都有其有別於其他群體的個性特征。與過著候鳥般生活的老一代『生存型』農民工相比,生於安樂、缺乏懮患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態與發展訴求顯然要復雜許多,面目要模糊許多。共性提煉,群體符號包括:不懂農耕、不願當農民、不想待在農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有一定文化,希望進入城市,渴望得到尊重,追求自我實現,然而現實總比理想堅硬,進城之路對於他們並不順利。如果說城鄉是一種壁壘森嚴的二元結構,他們無疑就是不上不下的夾心階層,邊緣化的尷尬不但增加了集體性焦慮,更是轉型期社會必須直面的社會問題。
梳理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諸如就業、培訓、社會保障、住房、文化、子女入學等等,人們很自然劍指這些問題的癥結——戶籍制度。在二元結構尚未解凍的語境下,戶籍固然是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必由之路。從戶籍著力,賦予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居民權利,同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在現階段不失為一條破解之路。問題在於,僅一紙戶口,能否承載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
可以觀鑒的現實是,由於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壓力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白領中興起一股『逃離大城市』思潮,要到二三線城市去安放青春。大城市中產階層尚且如此,在最低工資線徘徊的新生代農民工情何以堪?即便給他們城市戶口,每平方米動輒過萬元的房價,僅此一根稻草就可以把『駱駝』壓垮。倘若再乘以1億多人的基數,現實困境不言而喻。
我們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接納之路,除了理順大城市落戶制度,完善相關立法,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制度化保障之外,還必須加快『縣鎮化』建設,用『富縣強鎮』的成果吸納新生代農民工。
相對珠三角、長三角大城市有限的容量,全國2000多個縣、16000多個鎮,如果都建設成為了經濟較為發達、城市功能較為齊全、公共服務水平與大城市差別不大的『新縣鎮』,成為過億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家屬的遷居目的地,其吸納能力是不可估量的。『新縣鎮』既拓寬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門路,又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和人生風險,安居樂業之夢庶幾成真。
當然,這一過程的難度一點也不亞於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需要昇到更高的層面,通盤考慮,穩步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正在進行的『簡政強鎮』實踐,將更多的權力下放到鎮街,放手讓地方把一個鎮街當作城市去經營,激發這一級政府的活力和潛力,使得鎮街站在更高的高度進行城市管理,必將對新生代農民工入城產生巨大的拉動效應。屆時,如將『簡政強鎮』的實踐經驗置於全國大視野,其意義將更加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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