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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國流動人口已達到2.11億,平均年齡約為27.3歲,對國家戰略規劃、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了嚴峻挑戰。流動人口中78.7%為農業戶口,以青壯年為主,主要在制造、批發零售和社會服務業領域就業,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業。(6月27日中國新聞網)
這種現象本身就是社會不公的現實反映。城市中所謂的低薪、高危崗位,實際上就是城市市民所不願意從事的『髒苦累』等低端崗位,主要包括城市建築、井下操作、高污染工種,以及宏觀性所指的制造、批發零售和社會服務等崗位。也正是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崗位橕起了城市發展的『半壁江山』,也正是這些崗位上工作的流動人口的存在,為城市未來與發展提供著活力和血液。按說,從公平角度,這樣的基礎性崗位同樣不可或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城市發展無可替代的作用(我們可以推遲出產科技成果,但離開了廣大出租車群體、下水道操作工、擺水攤賣煎餅的,卻馬上會感覺到生活極度不便,正是這個道理),那麼,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讓這部分人享受到更好的社會保障和收入。
然而,據調查顯示,城市流動從業人口卻面臨6大問題:低學歷流動人口失業率較高、收入與付出不相稱、勞動權益維護能力差、社會保狀況不佳甚至極大量流動人口從來人員無社保、子女上學難等……這6大問題正反映出廣大城市流動人口的處境與尷尬。但與上述流動人員相對應的城市固定人口,卻基本無上述6大難題之虞。工作崗位輕松不說,還可以拿到最低的工資保障,最起碼也較少碰到像農民工那樣頭疼的『欠薪』問題。流動人口僅因為是外來人口,就不得不從事低薪的還高危的行業和崗位,而本地居民既使不怎麼付出生產價值,卻可以得到較好的社會保障,這豈不是一種社會公平?
2億多城市外來人口被現實『擠壓』到低薪高危崗位,原因諸多。一方面與現實社會分配不公有關。『高危』崗位的性質固然不會短期改變,但絕大部分『低薪』崗位的形成,直接原因就是長期以來的分配不公所致。在今年國際勞動節前夕,胡錦濤在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稱,應該不斷增加一線勞動者的報酬,讓群眾體面勞動,完善勞動保護機制。胡錦濤的這番表述,既是表達了中央領導層對現實分配不公的關注,但也正是對這種現象長期存在並應引起高度重視的見證。也就是說,並不是流動人口、農民工『想低薪』,而是『低薪』崗位的大量存在逼迫他們不得不放棄尊嚴去『低薪』。
另一方面,與現實擇業不公有關。好的崗位、優益崗位是社會稀缺資源,外來人口在競爭上不佔什麼優勢。一些較好的社會崗位在招聘人員時,不排除就是『一刀切』式地面向本地人口,外來人口連個『入場券』也拿不到。二者不排除在競爭較好崗位時,有『拼老子』、『比關系』的現實,因此,外在人口在『非低薪』和『非高危』崗位上根本就『沒戲』。這正是極大量流動人口付出的多,卻得不到較好保障的兩大根源。
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應從思想和意識上引起重視。2億多流動人口多集中在低薪和高危,這不是什麼社會之福,長期存在得不到改觀,必將是社會隱患和發展矛盾。只有從高層上引起高度重視,纔有可能將這一普遍性社會現象納入社會整體改革,與社會發展和改革相掛鉤。其次,盡快調節社會分配,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已是當務之急。只有縮小收入差距,纔能最大限度消彌『低薪』崗位,也纔能讓勞動者價值得到充分體現。最後,盡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全民醫療保障、全民社保無地域區別的『自由流動』制度,探索剝離附加於戶藉上的城市福利待遇,義務教育階段不分城鄉一視同仁。這是促進『彌合』崗位與崗位之間差距過大的治本之策。對於部分『高危』崗位而言,隨著科技發展、觀念進步,也是能夠緩解『危險度』的。作者:北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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