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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為克服『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困難,實施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工作『八字方針』。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之一,從實際出發,對『八字方針』的形成以及為國民經濟調整起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清醒過來中國是在『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聲中進入1960年的。盡管到1959年底『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已經相當嚴重,國民經濟卻依然在『大躍進』的軌道上滑行,1960年初《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展望六十年代》一文也依舊雄心勃勃:『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連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決心和信心,而且對於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也充滿決心和信心。』宣布新的十年間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然而,無論報紙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這時『大躍進』的勢頭都不過是強弩之末了。這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直線下降,被稱為『元帥昇帳』的鋼的日產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38萬噸減至4.98萬噸,4月上旬又降至4.84萬噸。到第二季度,20種主要工業產品有18種完不成產量計劃,其中有11項產量低於第一季度。如果說對於工業生產的下降人們還難有直接感受的話,那麼,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的衰退,則是幾乎所有人的切膚之痛。從1959年起,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1959年糧食產量僅有3400億斤,比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產量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在糧食產量連年下降的同時,由於浮誇風泛濫,各地糧食產量虛報連年增長,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種假象,加上城鎮職工人數大幅度增長,征購糧食連年增加,一減一增,使農村人口的人均糧食消費量跌至建國以來的最低水平。從1960年夏天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同1957年相比,1960年城鄉人民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在許多地區,人們因營養不足而普遍發生浮腫。由於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昇,1960年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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