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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學上一個有趣的發現是:一部敘事作品的作者同他的作品之間的關系可以是『分裂』的,譬如《紅與黑》中充滿了激情和焦灼的欲望,但司湯達本人的最高理想卻是『孤獨和獨立』的,只樂於在冷靜的觀察中享受生活——這只是差異,而走向極端也不乏其例。人們早已發現果戈理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深切的崇高,但在實際生活裡,『許多追求美德的情節,他們自己卻絕不追求』。這些屢見不鮮的事實,使作者成了作品中最『不穩定』的因素——於是,只要稍有些文學常識的人都不會由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人物和隱含作者去推測作者本人。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這些規律之內,以客觀、不動聲色著稱的福樓拜曾宣稱:『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在中國當代作家中,賈平凹在其作品中體現出的『作家自我的心靈傳記色彩』,恐怕在中年一代的作家中是最強的。首都師范大學文學評論家張志忠甚至責備賈氏不能在自我和作品之間進行很好的區分,『有意無意地造成作家自身與作品內容的相應和』。無論是《廢都》、《秦腔》、《高興》,還是《古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皆帶有『作家自我的心靈傳記色彩』。這也成為人們了解作家、進而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突破口』。
《古爐》的故事發生在陝西一個叫『古爐』的村子裡,這個以燒『瓷貨』為生的老村,樹木繁茂、人丁興旺、偏遠、封閉,並保持著傳統風韻,但這份寧靜從1965年冬天開始結束了。古爐村裡的幾乎所有人,在各種因素的催化下,被迫卷入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之中。時間一直發展到1967年春天,一個山水清明的寧靜村落,在『政治』虛幻又具體的利益中,演變成一個充滿了猜忌、對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廢墟。
事實上,賈平凹把對一個作家來說最珍貴的童年與少年時代的記憶融進了這個小鄉村,並將對母親與對自然的眷念寄托在蠶婆與狗尿苔的身上。小說選擇了一個四類分子家庭的孩子來作為主角與最重要的敘事角度,這個孩子是他蠶婆從州河裡撿來的,長得小,長得丑,婆叫他平安,村人們都叫他『狗尿苔』,生活在古爐村,因環境逼仄,但他得秉天氣的靈氣與動物、植物交流,能聞得到死亡的氣息——這算是一種『魔幻現實主義』嗎?未必,賈平凹是把他的『異能』坐實來寫的,他的靈氣是鄉村靈氣的一部分。狗尿苔進不了這個鄉村的『社會生活』,但他還是個一顆心熱著要摻和到人群裡去的孩子,寧可頂著呵斥,他也喜歡四處看個熱鬧……
通過狗尿苔這個站在『戲臺』邊上的邊緣人,『文革』這出戲開場了,並像微風一樣一點點滲透,它撩起了村裡人們的是非口角、鄰裡矛盾。最終在『革命』的召喚和名義下,一個平靜的村莊最終成為武斗的現場——『派系爭奪』和『血腥對決』荒誕上演、荒誕落幕。
《古爐》反復訴說『人』怎麼壞,墮落、貪欲、極端、不擇手段……整個村莊好像沒有一個可持久的堅固定點,所以,人的內心搖擺不定。借用主流說法,這些『人的內心搖擺不定』確實是『不高尚』、『不健康』乃至『不正確』,但從另外的層面看,是不是可以由此說,荒誕的年代,其實人的處境何其可憐,作家卻一定要用好強去掩飾虛弱,用壞去抗爭好,用欲望去抵消無聊,如此種種,何嘗不是自我掙紮的寫照呢?顯然,動蕩的年代給人性的『惡』充分展示的機會,當整個社會在沒有一個柔軟踏實的平臺能接得住各種下墜的人生時,生活碰一碰,就碎了。黑色的荒謬,就在於將荒謬當作極正經的事情去做,自己卻渾然不覺,只能留給隔開一段時空距離的後人去憑吊。
古爐村農民的日常生活的呈現並不是為了給批判『國民性』提供佐證或理由——在這樣的事件中任何對農民劣根性的指責都沒有力量。當然,《古爐》也不同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通過展露創傷來表達對『加害者』的控訴——它意在將完好皮膚上傷口從出現到潰爛的過程展現出來。《古爐》的寫作,似乎延續了《秦腔》、《高興》等的寫法,重整體,重細節,以實寫虛,混沌而來,蒼茫而去。(作者潘啟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