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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王淦昌,還怕造不出原子彈!』
1997年的那個夏日,我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到國家高層領導有朝一日讓你去研制原子彈?』
90歲的王淦昌准確地回答我:『怎麼沒有預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核武器是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從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制定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後纔知道的。』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子彈在蘇聯人的眼裡是一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東西。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從此,美蘇的核競爭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可以將整個世界轟炸數遍……
當年,周恩來總理在西花廳接見了從蘇聯回來的中國物理學家,關切地問王淦昌:『在杜布納的幾年還好嗎?我們的人都從那邊撤回來了嗎?』
『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經撤回來了。大家現在都已經到各自的崗位報到,情緒十分高漲。』
『這很好。你們在杜布納聯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們國家核物理的骨乾力量,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你們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還特別指出,第一步,我們要用五六年時間把原子彈造出來;再用四五年把氫彈、洲陸導彈搞出來。你認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來將詢問的目光投向物理學專家。
『我看是可以實現的。』王淦昌認真地點點頭。
『好。有你這位專家的話,我心裡就踏實多啦。』周恩來站起身,感慨道,『難怪格魯謝林帶領蘇聯專家撤出時對我說,「你們有王淦昌,還怕造不出原子彈!」你還記得幾年前我們一起會見過他嗎?』
『記得,總理,那次參加會見的還有蘇方的阿爾齊莫維奇和我們郭沫若院長以及宋任窮部長。』
『你的記性不錯。那時是我們與蘇聯合作核科學的開端,僅僅幾年,形勢就變化得那麼大。今天一切得靠我們自己動手,你和同志們的擔子不輕啊!』周恩來說得語重心長。
『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全力以赴。』50多歲的王淦昌像一名剛上戰場的年輕戰士,站起身子,腳又用力一攏。
『嗯,有點像當兵的樣。』周恩來說完,自己先笑了起來,『聽說你化名了?叫——』
『王京,北京的京。』
『好,王京同志,今晚請你從物理學的角度給我介紹介紹原子彈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基礎准備……』
據王淦昌的隨身司機介紹,那些年裡,他時不時需要在節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處。在那兒,王淦昌或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或是周恩來請他上一節『原子彈知識課』。『王先生常常一進西花廳就是好幾個小時,幾乎每次從西花廳出來後,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讓我把車開到他的辦公室。他總說總理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我必須盡快找到正確答案。所以我常常見王先生為此而開夜車,有時一開就是一個通宵……』
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歲月,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來說,國際國內的種種壓力仿佛每時每刻都會像『陣陣黑雲』襲來,王淦昌從總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負的重任。
從後來那些撤密的檔案資料上我們知道,毛澤東、黨中央為了實現我國獨立自主地『搞點原子彈』,在王淦昌回國之前就抓緊開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設。當時兵分兩路,一路是由李覺將軍帶領萬名官兵開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進行未來原子彈試制基地的建設;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個『灰樓』裡開展技術研制工作。後者由錢三強領頭,下面是技術負責『三巨頭』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分別擔任物理實驗、總體設計和理論計算的領導組織工作。
然而,原子彈到底怎樣纔能研制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