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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和平(右)在京劇《三岔口》中扮演解差。
29歲時的張和平在秦皇島海邊留影。
張和平、作家劉恆和導演林兆華在話劇《窩頭會館》排練中。
張和平出生在1946年1月1日,正好趕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所以父母爲其取名“和平”。和平倒過來,是張和平追求的一種人生境界:“爲人做事平和一些、善待一些。”
因爲頑固的腰疾和併發症,65歲的張和平已經困在醫院一個半月了,早就定好的採訪只能在病牀前完成。筆者剛坐定,只見張和平帶着腰部輔助治療的碩大腰封,緩慢地挪動到牀腳,半蹲下來,一下下吃力地搖動把手升起牀頭,好讓自己能儘量面對着記者講話,開口便是道歉:“不好意思拖了這麼久。”看着眼前頭髮花白、面容和善,寧可自己費力也不麻煩旁人的他,一時竟有些反應不過來,這就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文化圈裏大名鼎鼎的張和平麼?
傾聽着他的人生故事,慢慢感受到這份平和背後所蘊藏的執著、力量與包容,正是這支撐着他走過並不平坦的前半生,從北京的衚衕大雜院兒裏,走到屬於自己光彩無限的文化舞臺。
冰冷之後才知灼熱
冰冷之後才知道什麼叫灼熱
灼熱之後才知道什麼叫生活
張和平的童年飽嘗了動盪的生活苦味。父親是一家小煤鋪的經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按比例被劃爲“資本家”,後來又被勞改。這種家庭成分成爲罩在他頭上數十年揮之不去的陰影。“永遠自卑,打小唯唯諾諾的那種,可以說一個人的社會環境決定了他性格的形成。”張和平的幼年記憶裏,常常只有母親和哥哥相依爲命,爲了生計,很小就在煤鋪幫忙,“從和煤灰到搖煤球,都很熟練”。困頓的生活給張和平留下了鮮明的印記,除了瘦小的身板,還有一生不變的平民氣息。
1961年,張和平人生裏一次重大轉變悄然而至。課間休息,正和同學打着乒乓球的他被兩位老師叫到一邊,一位陌生的女老師親切地問道:“你想演話劇、演電影嗎?”張和平有些愣神,話劇是什麼他不知道,但對電影,他有着天然的嚮往。正是這位女老師的建議,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張和平身量雖然不高,但五官俊秀,憑着一把好嗓子順利考入北京藝術學院話劇表演專業。
“其實我性格特別‘悶’,也沒有家庭薰陶,搞藝術算陰錯陽差。”張和平的藝術生涯開場並不順暢,最具優勢的嗓音經歷了青春期的“倒倉”一去不返;文藝演出中逐漸流行起高大魁梧的英雄形象,而定位爲“小生”招入的他顯然不合標準。爲了出成績,張和平悶頭琢磨演技,“臺詞上、造型上都要花費心思,比如騎着自行車上來,把褲腿別一下,這樣就很生活化。”雖然頗受老師好評,但外形受限還是隻能演些龍套角色。張和平的倔強在於,一條路好像走不通了,無論怎樣都要找出條新路來。他開始大量讀書,並試着自己搞點小創作,宿舍熄燈後空蕩蕩的教室裏,寒暑假冷清的校園中,總有那麼一個瘦小的躬身閱讀書寫的身影。回首往事,張和平這樣總結,“任何時候,你不利的一面也許能成爲你後來的優勢。”
“文革”前後“唯成分論”愈演愈烈,平日生活裏更是備受歧視。“最怕別人提到家庭出身的問題。填表的時候總要空出家庭成分那欄,等沒人注意,趕緊填完交上去。現在想想那個幼小的心靈挺可悲的。”講到這,病牀上的張和平語調明顯遲緩起來,最後苦笑一聲,戛然而止。
當生活的磨難無可避免,能夠選擇的就是如何面對。“我就想做出點兒事兒讓別人認可。別人花一分力,我一定得花十分力,總是想着怎樣把事兒做到最好,漸漸地就成爲一種邏輯了。”少年時的苦悶與掙扎最終生長爲一種內在的力量。沒有打倒他的苦難,反而成爲一生受益的財富。
1968年,張和平從北京藝術學院畢業,下放到部隊文藝宣傳隊。他一直也沒演上什麼出彩的角色,倒是憑着學校裏大量書籍的積累,在田間地頭練出一支健筆。“每到一個地方,就地取材、立刻寫詞兒、排練、演出。”正是從這年開始,張和平先後在部隊、鄉村、工廠、羣衆藝術館裏整整幹了17年基層的羣衆文化工作。“我和普通百姓有一種感情,讀得懂他們的喜怒哀樂,能夠理解他們的情趣、愛好,能夠比較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
1985年,年近不惑的張和平終於擁有了一處能夠施展拳腳的園地,他帶着十來個人,籌建了自收自支的北京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並出任總編輯一職。“說是總編輯,其實什麼活都得幹,從選歌、找歌手、組織錄音、進棚買飯,設計印刷封面……”
誰想,成品帶出來後,面對的卻是毫無銷售出路的困境。怎麼辦?只能從零開始嘗試着去打開市場。很難想象一個總編輯,在劇場擺上櫃檯,親自吆喝售賣;更別提揹着一軍用挎包的樣帶,沿着馬路,一家家書店、音像店闖上門推銷。 “你人不錯,就是貨軟點兒。”這是讓張和平終生難忘的一句評語,也因此刺激着他反思自己的市場敏感度。“每天直接面對客戶,慢慢地培養出我的市場意識。那麼多的磁帶擺在那兒,最好賣的是哪盤?怎樣的封面設計、什麼樣的歌名最打眼?這都是潛移默化的訓練。”
開始有訂單了,又是這位總編輯,蹬上平板三輪車送貨上門。“有陣子累得眼睛充血,腫起來,痛到不行纔到醫院,一檢查視網膜幾乎脫落。”張和平的妻子有些心疼地回憶道。
正是憑着一股子闖勁兒、拼勁兒,張和平帶着同事硬是將一家毫無根底的小音像出版社做成可以和“中唱”、“中錄”這樣國字頭的音像界老大相比肩。他又琢磨能做點兒開創性的作品:“我打算投拍電視劇,這是受《渴望》啓發,其製作費不到100萬,但《好人一生平安》等主題曲火了,全國銷售有1000萬盒。我算了一筆賬,如果花一兩百萬拍一電視劇,電視劇能把歌帶出來了,相當於賺兩筆錢。”
對於這個創舉,老友徐恆進這樣評價:“那會兒中國電視劇剛剛興起,音像出版社從來沒人做長篇連續劇,他就敢爲天下先。”這種“敢爲天下先”的魄力也是張和平一個鮮明特點,“我要做就做別人沒做過的,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於是接連有了各具特色的熱播電視劇《愛你沒商量》、《過把癮》、《宰相劉羅鍋》……
成全了你也陶冶了我
有些往事有些回憶
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
翻開張和平的履歷,這份記錄了他50年藝術工作的成績單可謂分量十足:在投拍了一系列經典電視劇作品,張和平參與組建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更讓他聲名遠播,不但推出了馮小剛的賀歲三部曲,還製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旋律影片《離開雷鋒的日子》;即使後來擔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張和平仍創意策劃了電影《張思德》、《雲水謠》、《建國大業》;擔任北京人藝的院長,推出話劇《窩頭會館》……
看上去張和平好像佔盡天時地利,每到一個地方都能風生水起,其實很多項目之前並不被看好,操作中也頗有風險。爲什麼張和平獨具慧眼,他又是如何拿捏風險?
細膩刻畫男女情感糾纏的《過把癮》,放到今天看依然有着尖銳的觸角,可以想象在當年引發的爭議,“當時這個劇本叫《過把癮就死》,導演趙寶剛所在的單位沒有通過,寶剛就拿來給我看。我從晚上11點一口氣看到凌晨4點,覺得很有吸引力。”儘管當時出版社內部有人批評“專寫男女之間的事兒,低級”,堅信自己眼光的張和平還是投拍了。
張和平將劇名改爲更溫和的《過把癮》,親自創作了貼切的主題曲《糊塗的愛》。他和主創吸收了第一部《愛你沒商量》的經驗,“注意單集裏的情節密度,就是每一集都要抓住人看下去。”最終這部投資40多萬,由王志文、江珊兩位新人主演的8集電視劇至今仍被奉爲經典。“電視劇播了一半就火了,主題曲《糊塗的愛》也火了,我立刻啓動讓王志文、江珊唱一版(原唱爲劉歡、那英)《再過把癮》,趕緊錄音,最後賣了40多萬盒。”說到得意之處,張和平爽快地笑起來。
讓紫禁城和馮小剛聲名大噪的中國內地首部賀歲片《甲方乙方》,也可謂一波三折。馮小剛之前幾部影片連續被斃,包括由張和平拉來前期投資的一部。“投資雖然打了水漂,但他還是想做電影,就拿來一部王朔小說改編的劇本《比火還熱的心》,王朔的東西比較市民氣息,和我這種衚衕中長大的比較對位,加上我對馮小剛挺認可,他在痞氣和世俗背後,透着一份真誠,能道出老百姓的情感,這是我比較看重的。”儘管前途未卜,張和平還是決定支持馮小剛投拍這部電影。
說起來,《甲方乙方》這個名字也來源於張和平。“當時我在廣州機場候機,怎麼想都覺着原名不太合適,琢磨着劇中好夢公司都會簽訂業務合同,代表兩個人的關係,靈機一動想出《甲方乙方》,馬上用候機室的公用電話打給馮小剛,我倆都覺得挺對路。”影片上映前,張和平又建議引進港臺賀歲片概念,《甲方乙方》打出內地首部賀歲片的招牌,也順利打通了馮小剛的電影之路。自此,張和平成爲馮小剛口中的“貴人”。
“在音像出版社他知道做什麼,要開風氣之先,做那種市井的、民俗的、大衆的。在紫禁城影業,他知道電影做什麼。到人藝,他知道這是中國話劇的最高殿堂,要傳統、要文化、要品位。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他有獨特的藝術天賦,對大的方向、大的主題的發現、捕捉,選擇和把握經常非常準確。”曾與張和平共事多年的徐恆進評價說。
關於張和平精準的眼光和做事的魄力,人藝的馬欣書記講了這樣一件事:“張和平2007年底年到了人藝,2009年正好是新中國成立60週年,一個與他合作多次的編劇,寫了個表現北京1949年前後的本子給他看。題材按說非常好,也非常適合國慶演出,張和平卻拒絕,他說:人藝有人藝的標準,朋友歸朋友,做事歸做事,兩者不能摻和。”
作爲領導和決策者,面對來自各方想上戲、做項目的編劇、導演、演員,張和平拒絕的時候遠遠多於接受,這也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像有的老同志非常有積極性,但寫的東西又不成,就請他們吃飯、談心,要做細緻的工作。”由此也可見,張和平所追求的平和,並非無原則的隨和,而是在堅定內心力量支撐下所呈現的一種平衡。
萬事根本在做人
一撇一捺寫出個人
一生一世才做成個人
談話中也頗能看出張和平的性格,沒有官話、套話,就像是和衚衕口坐着的大爺聊天,樸實、平白。說起自己的處事原則,張和平奉行的是“做事往高了做,做人往低了做。”他如此解釋:“騾子大馬大值錢,人大不值錢。”
北京人藝,可謂張和平50年藝術工作的最後一站,這裏的點點滴滴,記錄下這位老人做人處事的那種平和、低調與包容。
2007年11月,正忙碌於奧運會開幕工作的張和平又有了一個新任命——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妻子不太贊成,對於已經61歲的他來說,這是一件份外卻又費勁兒的差事。但對於張和平來說,這好像是冥冥中一種安排,從話劇表演出發,自己的藝術生涯又回到原點。“現在,名對我來說已經不需要了;我的年齡也不是升官的歲數。就是一種情結,我當學生時的最高理想就是到人藝做個演員,能來人藝是圓我人生的一個夢。”
初入人藝,張和平沒有慣常的“三把火”:“戲剛開場,調門別起得太高,這裏是藝術的殿堂,如果我把它搞糟了,那是有罪的。”沒什麼豪言壯語,張和平卻小火慢燉出一出出好戲。從備受讚譽的原創話劇《窩頭會館》、《知己》、《生·活》,到成功復排《鳥人》、《原野》、《家》等經典老戲,副院長濮存昕由衷地感嘆:“真的是辦實事兒的一個人。劇院裏好戲連臺,可以說都是在他的策劃下完成的。”
在人藝採訪,聽到好多或大或小的事,最難忘的是衆人談起他時尊敬之外的那份心疼和愛護。張和平是這樣一位院長,他會在黑燈後悄悄進入劇場,就在後面邊上找個空位坐下。對此他解釋:“坐在後面、邊上都是最普通的觀衆,他們也是最真實的觀衆,坐在他們旁邊,聽聽他們對每一幕的反應,這讓我非常受益。”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定位。在人藝,炊事員經常要工作到很晚,而張和平從奧組委拿回兩張彩排票,首先就送給兩位炊事員。
做人由小見大,做事更可見功夫人心。張和平是這樣一位院長,爲了讓徐帆能參加《窩頭會館》的演出,他自己坐車到唐山,跑到《唐山大地震》攝製組去等,一直等到晚上徐帆散戲,終於讓徐帆下定決心參演。
人藝去年復拍曹禺的經典話劇《原野》,爲了請胡軍飾演男一號仇虎,張和平也是煞費苦心。“最開始我不想演,十年前我就因爲《原野》的失敗離開的這個舞臺。沒想到十年後張院長找我吃飯,我對他並不熟悉,就在食堂吃的涮羊肉。他啪地拿出一瓶老白乾,說咱今兒喝喝酒、聊聊天兒。我一開始還推辭,他就給我解釋這次怎麼不一樣,聊着聊着我就覺得這個張院長的心非常真誠,酒桌上一拍板,行了,我答應了!”胡軍至今對那次喝酒記憶猶新。
作爲劇院最高領導,爲什麼能這樣低姿態去邀請演員?面對問題,張和平給出了很簡潔的答案:“因爲我覺得他們纔是劇院的主體。”正是這份真誠,一直活躍在影視表演的明星們,宋丹丹、徐帆,乃至十年沒演話劇的胡軍都回到人藝舞臺;爲成功復排《家》,他設“鴻門宴”請出高齡的藍天野、朱旭。正如一位人藝的中層幹部所說:“他來了以後把大家的精神氣都攏起來,勁兒往一塊兒使。”
在採訪中,濮存昕還講述了自己特受觸動的一件事:“之前有一部作品,說好由我演男主角,我也跟着談了五六次劇本,應該簽約了,但我還覺着沒有創作感覺,就辭演。他沒有流露出一點兒的不滿,這是他作爲藝術管理者的氣度和心胸。要知道爲了我,整個演出計劃都調整了,他心裏的失望我能想象到,但他尊重我的藝術狀態,這讓我很感動。”
對於張和平來說,他經歷了太多這樣的反覆和變動。“還是要寬容,要允許藝術家有個性,如果藝術家沒有個性,包括藝術創作個性,他也成不了藝術家。一個人的長就是他的短;他容易激動、這當然好,但有時這激情也容易過去。這時要允許他,也是尊重藝術本身的規律。”
徐恆進這樣評價張和平:“你未必是最聰明的,未必是最有才華的,但你是性格上最沒有缺口的。”可以說,真正成就了張和平的,正是這看似簡單實則難爲的“做人”。
小飯館與“自留地”
在光彩鮮亮的文藝圈,一羣人裏,張和平絕對是最不引人注意的那一位。他沒什麼鮮明的個性,衣着隨意,又寡言少語。一位多年好友的形容:“他也有很幽默很風趣的一面,就是在喝了幾杯小酒以後。北京人那個調侃的勁兒,一句接一句的玩笑,極其生動。可一等他那酒勁兒過去,又變回那個很寡言的人。”
“有時也是一種宣泄,人總得找到一個出口吧。”張和平坦言,工作之餘,隨意找家小館子,來碗炸醬麪,或者幾兩水餃,平日裏累積的勞累和情緒也隨之緩解了許多。“我不喜歡那種很大的場面,可能和我的人生經歷有關係,喜歡隨意一些,溫馨一點兒,有家常感覺的地方。喜歡二鍋頭也是因爲是老北京酒,代表着北京人一種性格,挺樸實的。”
可以說,正是這家常、甚至有些嘈雜的小飯館,留下了張和平成就背後一些無法言說的寂寞和煩惱。
2006年初的一次奧運會籌備會議上,最終確定由張和平擔任開閉幕式工作部部長。那天晚上,張和平去了一家名爲“小碗幹炸”的小飯館,伴着辛辣入口的二鍋頭,他心裏也是五味雜陳:“這個工作可以說是舉世矚目,中國是一個有晚會傳統的國家,大家口味非常高,既要被國際大家庭接受,又要讓全國人民認可,談何容易?”
兩年多時間裏,張和平與張藝謀、張繼剛、陳維亞等頂尖藝術家組成工作團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沒有休息日,工作會議經常開到後半夜兩三點。而身兼人藝院長的張和平還得繃着另外一條弦兒,可以想象年過60的他承受了怎樣的勞累和重壓。
回首那段日子,張和平最大的一個考驗來自2008年7月16日——奧運會開幕式的第一場聯排,現場狀況頻出,各方負面反應撲面而來。“我能感覺周邊的眼神都不對了,比較委婉的說法是‘亮點不多’,更直接的評價是‘相當差’。”這時,臨近開幕式不到一個月時間。那是基本無眠的一個夜晚,工作團隊緊急會議到凌晨5點,制定出16條修改意見,早上向最高領導彙報,然後就是緊急的修改和排練……
徐恆進回憶:“作爲旁觀者,我認爲在這個中間他是過了趟鬼門關。我見過他最痛苦糾結的時候,表現就是喝酒以後也沒話,他沉默了,面無表情,你逗他說話也不理你。”
“著名詞作者”,這可算張和平諸多身份中比較特別的。說到歌詞創作,他的語氣頓時輕鬆起來,頗有些自得地講道:“昨天還有人向旁邊病房的人介紹我,這就是《糊塗的愛》詞作者。”表面上,“愛有幾分能說清楚還有幾分是糊裏又糊塗……”這樣細膩描寫情感的歌詞與平日裏冷靜果斷的藝術管理者有些搭不上號,但能感覺到,張和平很看重自己的歌詞寫作:“這是我自己的一塊兒自留地,是最自我的表達,可能若干年後,只有這些文字最終是屬於自己的。”
張和平的妻子回憶,“在1996年之前,我們住在簡易樓裏,家裏根本沒地方寫字,他寫歌的時候只能坐在衛生間的馬桶上,把紙墊在旁邊一臺單缸洗衣機上完成。”像《糊塗的愛》、《天地之間有桿秤》這些早期的經典詞作,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的。
從1985年開始練筆,張和平寫了超過200首歌詞,除了前面提到過的,《不見不散》、《冰糖葫蘆》、《追尋》(《建國大業》主題曲)等歌曲都傳唱流行,在他心中,特別珍愛的是這樣一首短歌《假如還有來世》:
假如還有來世我會不會依然這樣過
假如還有來世我會不會依然這樣活
假如還有來世我會不會依然再蹉跎
假如還有來世我會不會依然再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