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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明醫院對面垃圾成堆,外部環境差成爲影響其經營發展的重大因素。
一場官司
醫院護理不周被判賠
“我哪懂什麼是臨終關懷醫院,別人問,我一直說我媽在敬老院。”44歲的吳兵女士對調查記者說道。
2年前,吳兵將73歲的母親譚淑蘭送往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北京萬明醫院。
她沒想到,不到5個月的時間,患老年癡呆的母親經歷了跌倒骨折、臥病在牀、褥瘡潰爛,然後痛苦地離開了人世。
她和兩個哥哥以護理不周爲由,向大興法院提起訴訟,萬明醫院被判賠償其22萬餘元。
家屬等待着拿到賠償金,然而作爲一個民營的臨終關懷醫院,萬明醫院一直負債經營,這場官司讓它面臨着關門的危險。
而醫院裏住着40多位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老人、孩子,面臨着無人照顧的窘境……
定位之困
“臨終”醫院名稱模糊
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京開高速公路上車流不息,路西側立着新樓盤“理想城”,路東陳舊低矮的平房成羣。在這裏,民房與娛樂城、彩鋼廠、印刷廠、小服裝廠混居,垃圾遍地。
一座“垃圾山”對面立着一棟米白色小樓,門前被打掃得非常乾淨。白色的牌匾上印着紅十字圖案的標識,這裏就是萬明醫院。
這家已經經營了6年的民營醫院,是鄭吉龍45歲創業的結果。
2005年,大興衛生局批覆同意在西紅門北路紅華大院內,籌建一所臨終關懷醫院,名爲北京萬明醫院,級別爲一級專科醫院,性質爲營利性醫療機構。
之所以想開這樣一家醫院,是因爲鄭吉龍心裏的一個遺憾。2004年他的母親過世,他沒能趕回陪伴左右。“我想在我有生之年關心一下老年人,賺錢是第二位的。”他說。
臨終關懷是一種專注於患者在將要逝世前的時間內,減輕其疾病的症狀、延緩疾病發展的醫療護理。“我們接收那些沒有傳染病、到了生命晚期的人,進行生命關懷,並沒有年齡限制。這裏有老人,也有孩子。”鄭吉龍說。
然而,醫院的牌匾、網站都刻意去掉了“臨終”二字,宣傳醫院時用“生命關懷”代替。
鄭吉龍笑着說,“這是心理學概念,一說‘臨終’大家都不來了,但送家人來的親屬一定知道我們是臨終關懷醫院。”
記者瞭解到,北京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鬆堂關懷醫院,在醫院的名稱上也沒有使用“臨終”字樣。“中國人忌諱說到死、臨終這樣的字眼,老百姓覺得晦氣。”鬆堂關懷醫院的副院長朱林解釋說。
實際上,由於醫院定位的模糊,萬明醫院也接收一些養老的病人,記者經過走訪發現,萬明醫院住院部的西區和北區,仍然有一些住了許多年身體還不錯的人。
選址之困
經營受制於外部環境
記者採訪的前一天,這裏曾下了一場雨夾雪,通往萬明醫院的路有些泥濘。汽車經過時,輪胎濺起一串泥花。
“只要下點雨,外面就很難走。”院長鄭吉龍望着窗外,搖着頭說。
在開萬明醫院前,鄭吉龍一直在做酒店管理,“從三星級做到五星級酒店,一直做老總的職位。”他說。
由於西紅門附近租金較低,鄭吉龍選址於此,承租了一處廢棄研究所的辦公樓。
儘管醫院內部環境很好,但是醫院所處的地區屬於新區,城市規劃比較晚。“這裏企業、商戶衆多,大家的生活垃圾都隨意堆放。”鄭吉龍說,髒、亂的環境成爲醫院發展的瓶頸。
最令鄭吉龍惋惜的是,美國曾有一家公司想與萬明醫院搞合資。但當考察團來到醫院後,看到外部的環境就打了退堂鼓。
1987年成立的鬆堂關懷醫院也曾經歷過同樣的選址尷尬。
“我們搬過7回家,一開始在香山,比較遠,就搬到社區附近,周圍老百姓不讓我們進院,都說跟壽衣店開在自家門口有什麼區別?”朱林說,鬆堂最後搬到朝陽區管莊纔算安頓下來。
他認爲,外部環境對醫院的經營影響非常大。
管理之困
院方存在漏洞免責難
與譚淑蘭家屬的官司,萬明醫院最終被判賠22萬餘元,醫院面臨資金虧空的困局。
拿到判決後的這幾個月,鄭吉龍過得非常煎熬,他不想苦苦支撐的醫院就這樣垮掉。
他認爲醫院被判賠,最關鍵的原因是病歷丟失。對於譚淑蘭家屬所訴“護理不周”、“護工素質不高”、“偷改一對二護理標準”,他予以否認和辯解。由於沒有監控錄像,雙方對此各執一詞。
鄭吉龍認爲家屬沒有意識到臨終關懷醫院的性質,“畢竟這裏不是治療型醫院。”
對此,鬆堂醫院的朱林副院長說,“萬明醫院給我們同行也敲響了警鐘。養老的工作一定要細之再細。其實,將這些條款細化最難。”
據他介紹,鬆堂醫院90%是臥牀老人,醫院將稍有活動能力的老人列爲重點保護對象。
“意外是我們這行最擔心發生的。”他說,從入院開始,病人家屬要簽訂詳細的協議和免責條約。鬆堂醫院內部各種規定框架非常縝密,護士、護工的職責明確,病歷管理非常嚴格。
即使有詳細的協議,在鬆堂24年的歷史中,也同樣存在家屬問責、“找麻煩”的情況。
但朱林說,鬆堂醫院從未因此打過官司,“及時處理、不隱瞞,並在費用上爲其做一些減免,基本上都成功化解了。”朱林說。
盈利之困
缺少國家政策扶持
萬明醫院的院長室裏,桌子上擺着碗筷,衛生間裏晾着幾雙襪子,“我現在只能住在醫院裏。”鄭吉龍說,前幾年萬明醫院一直在虧本經營,爲此他賣過3套房子,連妻子的一套房子也賣了。
“到現在爲止,醫院每年都沒有盈利,今年的經營狀況持平。”鄭吉龍說,親戚朋友都勸他放棄這件事,他不同意。“如果從商業的利益出發,當初也不會選擇這行。”他說。
他認爲現在所做的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公益事業,他一直期盼國家能出臺相關的扶持政策,“國家這麼重視老齡事業,早晚會在這方面有所行動。”
然而,他統計過,所有的捐助都來自社會,捐款也只有兩萬多元。“這種民營機構,前期一定要虧的,但只要經營好是會盈利的,一定要贏得好名聲。”鄭吉龍選擇堅持。
目前萬明醫院盈利唯一靠的是入院病人的增加,而萬明醫院入住人數還不到50人。
比起萬明醫院,經營多年的鬆堂醫院已經步入正軌,現在共住着300多人。鬆堂醫院的副院長朱林說,鬆堂的盈利模式與萬明相同,靠口碑、病人住院量自我造血運作。
然而鬆堂醫院從1987年建院開始,經營一直處於“捉襟見肘”的狀態,直到2000年,醫院纔開始盈利。
“很多人有資金想創辦養老機構,來鬆堂學習,而真正能做這個事業的寥寥無幾,根本原因是盈利難。”朱林說。
“像一些專科醫院靠大量的檢查和藥費盈利。而我們這的病人病情都已經定性了,無休止的檢查我們沒有,另外我們允許家屬在定點醫院自己帶藥,所以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賺錢。”朱林說。
國外模式
臨終關懷納入醫療保險
58歲的王娜寧曾在美國VITAS創新安寧療護加州分公司工作過7年,她是安寧關懷註冊護士,安寧療護和臨終關懷是同等含義,都是照顧生命進入晚期的病人。
美國的VITAS創新安寧療護公司成立於1978年,是一傢俬人臨終關懷機構。一開始,公司並沒有國家政策的扶持,中途也曾因經營不善而中斷。
自1982年開始,美國將臨終關懷服務增至醫療保健給付系統中,病人可以用聯邦醫療保險支付費用。許多州已經建立承保臨終關懷的州政府醫療保險,所有的私人保險業者和管理式療護計劃(美國一種健康保險)都有承保臨終關懷的服務。
“有政府醫保政策爲主導,公司有獨立的商業運營。”王娜寧說,“造血系統”的解決,讓公司最終得以發展。
“在美國的公司,90%的病人選擇在家中接受臨終關懷服務,由護士到家中進行照顧,病人在親人的身邊去世。這一點與國內有很大不同。”王娜寧說。
在美國,選擇臨終關懷的病人需要嚴格的審查,“首先要由醫生確診病人已無法救治,入院護士會評估病人是否符合標準。由本人、代言人同意,事先要簽訂‘生前預囑’,表達自己不再做無謂的搶救。而且臨終關懷有期限,病人得到的服務只有半年。”
王娜寧說,如果病人最後決定搶救,必須要報告給其所在的臨終關懷醫院。
護士必須持有正規從業執照,在病人家裏要做詳細的病情、用藥記錄,“有時候甚至什麼時間、地點,誰說了什麼關鍵的話都要記下來。”這是王娜寧在VITAS多年的經驗。
據她介紹,一個病人臨終關懷的費用遠遠低於到醫院裏接受治療,從另外一個角度替國家省了錢,所以美國的臨終關懷公司都有國家政策、法律的支持。
專家說法
民營醫院應嚴執護理標準
在北京“兩會”期間,市政協委員、市衛生局巡視員鄧小虹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就萬明醫院遭遇的官司,鄧小虹認爲,如果是因爲院方玩忽職守造成病人健康的損失,院方責無旁貸。她建議民營醫院應該根據收治、護理、轉院等各項標準嚴格執行。
“(臨終關懷醫院)一般不提供醫療服務,不能稱作醫療機構。”她說,在衛生局管轄的醫療機構的類別裏沒有“臨終關懷醫院”這個名稱,但是性質相同的有“護理院”。
護理院和臨終關懷醫院收治的對象差不多,除了臨終的老人,還有一些長期患病,離不開專業機構護理的老人。
在她看來,“民營反而比公立的開展得更好,障礙就在收費上,公立醫院是要嚴格按照發改委的定價,一天的生活護理費是7塊錢,哪個醫院辦,哪個醫院是要賠錢的。”
她認爲民營醫院自主定價,價格和市場需求掛鉤,但主要的瓶頸仍然是費用問題,“(國家)政策一直都沒有落實。國家政策應該給的不止是財政支持,還應該包括對這些機構的運營和維護。”
(據《法制晚報》報道)
2010年3月,譚淑蘭老人病逝引發了一場醫患糾紛,她的兒女以護理不周爲名,將北京萬明醫院告上法庭,最終萬明醫院被判賠22萬餘元。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醫患糾紛。
記者調查發現,相比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以及我們國家對此類機構的政策,臨終關懷醫院透露出的困局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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