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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風
□王淦生
近日讀到一篇題爲“教書比天大”的博文,講的是在耶魯大學,即使遭受到規模驚人的連續幾場特大風雪,學校出於安全考慮,請教授們相機行事,教授們卻依然堅持給學生開課。耶魯建校三百年,從未發生過教授因天氣惡劣而隨意停課甚至調課的現象。否則,會被同事們看作“unprofessional”(即中文“不專業”“不敬業”的意思)———這在耶魯,是一句很重的批評用語。
寫這篇博文的耶魯大學高級講師蘇煒先生說:“重視課堂教學,對教書有一種幾近宗教的崇敬,這是我在耶魯任教十幾年來所深深感受到的耶魯精神之一。”
蘇文中還敘述了另一件事:某年京城某頂尖大學國學院成立,邀請耶魯大學著名史學家史景遷,被婉拒,遂將接待規格大幅度提高,並委託蘇煒帶一紙高規格的邀請函爲之說項。史景遷看完信就笑了:“謝謝他們的誠意和超常待遇。”卻向蘇煒正色道:“你在耶魯教了這麼多年書,難道不知道學期中間任課教師絕對不可以丟下學生去參與任何課程以外的活動嗎?”結果蘇煒被鬧了個大紅臉,很不好意思。蘇煒回憶道:今天“耶魯校長”這一崇高位置,多年前校董事會曾一致推舉史景遷出任,史卻拒不接受。他說:“我適合教書、做學術研究,卻不適合做行政管理。”今天,成就卓著的史景遷已從教授崗位上退休,在職期間,除了“教授”,他只兼任過“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這一與學術有關的職銜。
感想之一:耶魯三百年,從未有過因天氣原因而隨意停課或調課的現象;學期中間任課教師絕對不能丟下學生去參與任何課程以外的活動。這在有着30年從教經歷的我看來,幾乎是一則不折不扣的教育神話。在耶魯,無論客觀因素(如天氣惡劣)還是主觀因素(如教授事務)都無法撼動一張小小的課程表。再看看國內的大中小學,那課程、課務安排卻是可以機動靈活得如同當年的游擊戰一般。中小學生可以被隨意停下課來充任歡迎外賓到訪、領導視察的鮮花隊、鼓樂隊成員,大學生可以停課充當領導的舞伴、明星的保鏢。學校教師可以隨意抽調,教師中有個一官半職或一技之長的常年在外“出差”、“走穴”,課務由他人輪流代上———上課對這些人來說,早已是一隻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記得一位在普教界出盡風頭的“教改專家”,其“教改事蹟”中有一條便是他每學期有兩個多月時間在外傳經送寶,他所帶的班級亦無人代課,可最終考試卻依然穩居前列!原因是這位教改專家在接班之初就訓練好了班級學生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學方法,這使得他“在與不在一個樣”———學生如同調試好了的機器,可以毫無偏差地在預先設定好的程序下運行———這是我親耳聆聽到的經驗介紹。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果他的這套手法可行,全國何必要辦那麼多的師範大學,就他帶上幾個徒兒全國轉上一遭,可以爲國家節省多少人力物力!今天再想想,便覺出一種荒唐:難道耶魯的那些站在國際學術最尖端的專家教授們就不會事先也對學生們來一個“程序設定”,免得要在漫天風雪中想方設法趕到學校上課?如果一個學期真的有兩個月時間學生連老師的面都見不着,整天就在那兒看書作業對對答案,那是在接受一種真正的教育嗎?
感想之二:校董事會曾一致推舉某人出任堂堂大學校長而遭拒,這在我所在的國度亦近乎天方夜譚。國內拒絕接受行政職務而以科研爲樂的事我也聽說過,可那已經是民國時候的事了———主人公叫李方桂。1940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擬設立一個民族研究所,並欲請史語所裏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美譽的李方桂先生執掌。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出面力邀,豈知李方桂堅辭不就,最後實在不耐煩了,便對傅斯年說:“我認爲,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聽後立即躬身給李方桂作了一個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這段掌故頗見當時學人的真風骨、真膽識、真性情,可見一頂烏紗在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分量之輕。
反觀今天的校園裏、學術界,已很有些“人心不古”的意思了———早些時候深圳那邊上演的四十餘名教授競聘一個處長位子的活劇就頗讓人作如斯感。這幫“爭處”大軍何以放着“一等”、“二等”人才不當,而要爭做“三等”人才,其動機、心理無須我再贅言。我覺得如果條件許可的話,還是儘量讓這樣的人各得其所,否則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能擔當好科學研究、教書育人之任嗎?也難怪耶魯可以在世界高教界獨領風騷,而我們只能在“爭辦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苦苦前行了。人家想着如何教書,我們思量着怎樣升遷,這就註定了人家大學出名教授出科學家,我們只能出官僚出政客了———時勢使然,任你幾句漂亮的口號是無濟於事的。
王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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