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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生活中的法官形象高大而完美,但銀幕上的法官形象卻是有好有壞。本文是一位美國法官對部分美國電影中法官形象的梳理和描述,其中介紹的有些影片值得一看。
艾斯默教授曾在《電影中的壞律師》(Bad Lawyers in the Movies)一文中論證過,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開始,律師們在電影中的形象普遍由好轉壞。法官們也未能倖免,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也變得日趨負面。但是,與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就已經在影視作品中頻繁現身的律師們不同,在當時的電影中,法官們通常是些匿身於審判臺之後,並不露面的角色。只有在影片中的律師申請接近證人,或需要在法庭上提出某件證物時,我們纔會發現那些偶爾點頭同意的法官們。《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中的法官與勞倫斯·韋爾奇(Lawrence Welch)律師一樣極好地完成了工作,但事實上,他並不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34街的奇蹟》(Miracle on 34th Street)中的法官是個和藹可親,卻有些笨手笨腳的角色,但他也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
在我看來,《紐倫堡大審判》(Judgment at Nuremberg)是個例外,這是一部有史以來最棒的關於法官的電影。該片的劇情圍繞着由美國法官所主持的一次晚期的紐倫堡審判而展開。該案的特別之處在於,被告是四位曾爲納粹時期的法庭服務過的德國法官。其中,有3個被告被認爲是唯命令是從的納粹黨羽,剩下的那位由伯特·蘭卡斯特(Burt Lancaster)所扮演的德國法官,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法學家,他也厭惡希特勒的所作所爲,但儘管如此,還是選擇了與納粹政權結伴同行。當然,那些足以證明被告犯下了反人類罪行的證據對被告們不利,但是,美國法官所面對的難題是被告們所採用的辯護理論和戰後歐洲的政治局勢。舉例而言,被告的律師強調,被告們所執行的法律是由當時的合法政府——納粹政權所通過的。因此,被告不應該爲執行當時的法律而承擔責任。與此同時,被告們還主張,他們在擔任法官期間較好地保障了公衆的權益,因爲他們能夠減少納粹法律的適用。如果他們辭職,將會有更壞的人佔據法官的職位。此案之於美國法官的外在壓力在於:世界進入了冷戰時期,美國需要籠絡德國一齊反對來自蘇聯的日益增長的威脅。這部影片巧妙地探討了與職責、責任有關的嚴肅的法律問題和道德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是如何重壓在法官身上的。最終,美國法官斯賓塞·屈塞就這些問題交出了完美答卷。
自七十年代開始,法官們在電影中的地位有了兩個主要的變化。第一,即使並非主角,法官們也往往是故事主線的一部分。第二,不幸的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法官們在銀幕上的形象變得不那麼光彩,他們時常被刻畫爲一個懶惰、貪腐,充滿偏見並盲目自大的羣體。當然,生活中會有一些與其類似的法官,但他們的品行絕不會達到電影所描述的那種程度。在影片《無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裏,法官是片中一個極爲重要的角色,他曾收受賄賂的經歷與性行爲的不檢點成爲了片中很重要的情節。在《深閨疑雲》(Suspicion)中,法官本人就是他自己所主持審理的案件中的兇手。或許,最糟糕的法官形象出現在影片《伸張正義》(And Justice for All)裏,片中兩位主要人物都是法官,一位瘋狂而厭世,另一位則在一幕審判場景中被刻畫成爲了一個冷漠、卑鄙、自大並犯下了強姦罪的人。
電影《大審判》(The Verdict)中的法官是一個懶惰而又不稱職的人。無論在審前裁決階段還是審判過程中,法官都對原告充滿了嚴重的偏見,對此,影片並未交代清楚原因。在影片的結尾,正義得到了實現,但與法官無關。
影片《造雨人》(Rainmaker)突出刻畫了兩位法官,一好一壞。首先出場的是那位壞法官,法庭上的他缺乏耐心,行爲粗魯。在他辦公室的一幕戲中,這位法官與保險公司的律師串通以極低的價格來和解一起案件,他表明自己將會撤銷這起訴訟,然後由律師提供一個適合的和解方案。第二位法官以審判法官的角色出現,他識破了辯方律師的陰謀,並給予了原告一個迅速而公正的審判。
我看過的最有趣的法律電影是《我的表兄維尼》(My Cousin Vinny),片中的法官是位堅持法庭程序細節並恪守司法禮儀的人。他與影片的主要角色——那位行事風格鬆散的辯方律師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這位法官在執行法庭紀律的過程中,有時候會顯得嚴苛而難以相處,但是他精於法律並專注於給予在他的法庭之上的人們公正的審判。
現代電影所慣常使用的一個手法就是將法官置身於道德困境。儘管困境的解決能夠改變影片的結局,但這種困境有時候是電影情節的主線,有時則是支線情節。影片《夜落曼哈頓》(Night Falls on Manhattan)就是一個將道德困境作爲支線情節的例子。片中的主演是位檢察官,他因爲將一個兇殘殺害多名警察的大毒梟送上法庭而聲名鵲起。後來,實施逮捕行動的警員發現自己藉以進入兇手家中,實施抓捕的拘捕令在抓捕前一天就已經過期了。檢察官意識到了這一點,警員也將這一情況告訴了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法官心裏清楚,如果他確認拘捕令錯誤,兇殘的兇手將得以釋放,而英勇的警官將會陷入麻煩。影片的鏡頭顯示,坐在警官對面的法官,簽發了一份新的拘捕令並署上了逮捕當天的日期。與此同時,法官告訴電話裏的檢察官,(拘捕令的時間問題)一定是出了些岔子,因爲他記得很清楚,拘捕令是逮捕的當天簽發的,原始的拘捕令就在他的面前。毫無疑問,影片中的法官做了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我猜想公衆一定會認可他的選擇。
在影片《霍頓法官與斯科茨伯勒男孩》(Judge Horton and the Scottsboro Boys)中,法官成爲了影片的中心人物,他負責審理了這起著名的案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阿拉巴馬州,一羣年輕的黑人男孩由於被錯誤地指控強姦了兩名白人女孩而受審的案件。在當時,鎮上(即斯科茨伯勒鎮)的人們普遍認爲被告們有罪,在案件審理之初,霍頓法官可能也受到了這種看法的影響。一位醫生所給出的證詞幾乎與強姦理論完全不一致。這時,檢察官告訴法庭,還有一位醫生對女孩進行了體檢,但是他的證詞實質上與第一位醫生的證詞毫無差別。檢察官請求法庭免除第二位醫生出庭作證的義務。被告對此沒有任何反對,法庭准許了檢察官的請求。在走廊上,未出庭的第二位醫生藉故走近霍頓法官,提出想和他談談。雖然有些不情願,霍頓法官最終還是同意了醫生的交談請求,二人隨即進入公共盥洗室交談。醫生向霍頓解釋說,基於自己的檢查結果,他確信這些女孩並未遭到強姦。聞聽此言,霍頓告訴醫生必須在審判中作證,但是醫生拒絕了霍頓的要求。他解釋說,如果他爲這些被告作證,他將無法再在家鄉執業或生活,同時,他告訴霍頓,如果自己被迫作證的話,他將否認自己剛纔對霍頓所說的一切。這使霍頓陷入了兩難境地:他可以選擇傳召這位醫生上庭作證,宣告此次審理無效(mis-trial),或者繼續審理本案。霍頓選擇了繼續審理本案,且並未提及醫生和他交談的小插曲,因爲他相信,隨着審判的進行,陪審團會發現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完全不可採信,並宣告被告無罪。但是當他發現陪審團在討論後帶着被告有罪的判決回到座席時,他面臨了一個新的困境。重新審理的動議(motion)被提出,霍頓可以在陪審團相信證人證言的基礎上輕易地否決這個動議。准許該動議則有可能影響他的職業生涯,並使他受到很多鄰人和朋友的排斥。最終,霍頓選擇准許動議,下令重新審理此案。在案件重新審理的過程中,新的主審法官以嚴苛的手段對被告定罪,而霍頓則在來年的法官選舉中迅速失利。
邁克爾·道格拉斯在影片《地下審判團》(Star Chamber)裏飾演了一位年輕的法官。他審理了一系列涉及憲法第四修正案的疑難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即使被告的罪行十分明顯,他也必須釋放這些被告。當被指控虐待並謀殺了一個年輕男孩的被告被釋放以後,心情鬱悶的他去拜訪了他的朋友和精神導師——一位老法官。老法官告訴道格拉斯,很多法官都有與他類似的受挫感,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法官就是法律,法官們有義務去解決法律與正義之間的衝突。這些法官們已經組成了一個祕密法庭,去審理那些在法律體系內無法使正義得到伸張的案件。這個法庭聽審事實,作出判決,最重要的是執行刑罰。老法官邀請道格拉斯加入他們。隨着鏡頭轉換,法官們在夜晚組成了祕密法庭,並且聆訊了一起因程序原因而被無罪釋放的犯有暴力犯罪的被告,法官們依次投票認定被告有罪,道格拉斯身列其中。
現在看來,法官在影視作品中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在一部熱播的電視劇集《白宮風雲》(West Wing)裏,虛構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成爲了片中的主要角色。(陝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葛峯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