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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擴大內需定位爲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當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直接影響到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消費結構與生活質量。這就需要調整政府、企業、居民三者間的分配關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然而,收入分配問題只是提振消費的一個方面,面對世界之最的“儲蓄率”,如何打消居民的後顧之憂將是一場持久戰。
新年伊始,就職於北京一傢俬營企業的張影新領到了第一張工資單,工資單上的數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70元。
家庭總收入14000元,總支出7252元,結餘6748元……在張影新今年1月家庭總收支統計單上,記者清楚地看到各項支出情況--餐費537元、交通980元、日常用品725元、房貸5010元……
雖然單位剛剛給所有員工加了薪。然而,落實到她的支出賬單上,增加的一兩千元錢,對於家庭的住房、醫療和未來的子女教育,依然捉襟見肘。於是,除了硬性消費,張影新家庭的收入全部都存進了銀行。
“我們公司是一家做新能源的企業,在未來甚至就在這兩三年內,它的發展狀況如何都還不確定。我不知道,萬一哪天我失業了,我的看病和勞保問題怎麼辦,孩子的學費哪裏來?”也許是思想比較保守,也許是收入水平所限,面對消費和生活,張影新的笑容裏閃過一絲拮据。
統計顯示,2008年我國的儲蓄率爲51.3%,而同期美國的儲蓄率僅爲12%,2009年我國的儲蓄率又升至53.6%。“高儲蓄率既是支撐我國高投資和高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儲蓄偏高導致消費相對不足,也成爲影響我國內需增長的突出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陳昌盛指出。
1.高儲蓄率:消費“被邊緣”了嗎?
核心提示
2011年,我國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達51.6%。然而,目前中國消費在經濟貢獻比重依然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在美國,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比超過70%。
2月8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這是我國首部由國務院批轉的促進就業專項規劃。在規劃中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合理較快增長,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
這對廣大城鄉居民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從某種程度上,漲工資不僅意味着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也意味着購買力和市場消費潛力的增長。
然而,每一次漲的工資,有多少被存進銀行,又有多少用於了消費?
2011年初,央行公佈的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只有14.2%的居民傾向於“更多消費”,這是1999年進行問卷調查以來的最低值。高達85.8%的城鎮居民則傾向於儲蓄。其中,44.2%偏好“投資債券、股票、基金等”的變相儲蓄,41.6%偏好“儲蓄存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爲消費意願不足已經成爲中國經濟增長的阻礙,長時期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這種不平衡的情況將繼續存在。保持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的動力,就是最終需求不足。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消息,2011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1226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上年實際增長11.6%。2011年,我國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達51.6%。然而,目前中國消費在經濟貢獻比重依然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在美國,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比超過70%。
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主任徐鐵夫指出,從這個對比中我們也能看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好勢頭,依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的模式,纔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有效途徑。
2.低消費率:百姓爲何不敢花錢?
核心提示
我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62.1%降至2010年的47.4%,居民消費率則從48.8%下降至35%,最近10年下滑尤其明顯。
2月15日清晨,在北京朝陽區廣渠路首城國際小區一幢居民樓開日用百貨店的老闆張林(化名)開始了一天的忙碌。瓜果蔬菜、日用百貨,在他的電動三輪裏裝滿了各種貨品。一年前,他帶着自己的愛人和5歲的兒子從老家河南來到北京,做起了小賣部的生意。在這個不足40平方米的小店裏,三個貨架把整個外屋擠得滿滿的,而他們一家也就擠住在一個不足7平方米的房間。
“跟北京的房價比,每月一兩萬的收入可就啥事也擋不了了。”張林說,“現在孩子也到了上學的歲數,這是我最大的心病。”記者瞭解到,除去租房,他的家庭每月的消費額卻不足2000元。
對佔家庭收入比重巨大的住房、教育、醫療需求,驅使許多家庭的日常消費開支趨於節儉,也使原本活蹦亂跳的年輕人進入思量理財持家過日子的階段。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62.1%降至2010年的47.4%,居民消費率則從48.8%下降至35%,最近10年下滑尤其明顯。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覈算司司長彭志龍說,與投資和出口增速相比,居民消費增長相對較慢,在GDP中的比重較低。2010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爲47.4%,遠低於美國的87.7%、歐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顯低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
專家指出,中國消費率低的主要原因還是房價太高,透支了百姓的消費能力,相關的社會保障又不到位,以至於百姓普遍不敢消費。
反觀印度,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社會保障體制卻相對完善。在印度,不僅所有國民都享有免費醫療,65歲以上、生活貧困的老人每月還可從政府領到一定數量的老年人津貼和免費的糧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實行低收費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總收入中所佔比重並不大,因此居民消費率處於較高水平。
3.促進消費:收入分配格局如何調整?
核心提示
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係數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後繼續向0.5的紅線靠攏。
毋庸置疑,收入是消費的主要決定因素,而收入分配結構則又決定了消費的分佈結構。
陳昌盛指出,近10多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向政府、企業傾斜,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勞動者報酬在增加值中的佔比1993年爲62%,2004年僅爲47%,2005年後略有回升。雖然居民儲蓄率近年也有小幅上升,但總儲蓄中居民儲蓄佔比則穩中趨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佔比明顯提高,貢獻率在上升,特別是企業的儲蓄率上升明顯。因此,居民消費相對不足,更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爲居民儲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對下降了。
陳昌盛分析,從城鄉結構看,近年來農村居民儲蓄率呈下降趨勢,居民儲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拉動。從居民收入分組結構看,20%的少數高收入戶是居民儲蓄的主要來源,80%的大多數居民的儲蓄率並不高。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也指出,城鄉間、行業間、人羣間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既影響社會穩定,也是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突出原因。是低收入羣體的規模龐大,不僅民生難以繼續改善,居民消費能力也無從提升。
鄭功成提出,應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採取一攬子措施扭轉失衡的利益格局、規範失範的收入分配秩序。要調整政府、企業、居民三方面之間的分配關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再分配方面,今後特別需要加快調整財政、稅收政策步伐,充分發揮財稅槓桿對財富分配格局的巨大調節功能。只有增加了農民、城市工薪階層這些低收入羣的收入,使得低收入羣體“中產化”,真正實現藏富於民,才能爲擴大內需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十二五’期間,國家應將民生福利保障作爲考覈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內容,如力爭將基尼係數降到0.45以內,2020年降到0.4以內;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長不低於5個百分點,2020年將這一比重恢復到50%以上;確保財政支出每年用於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高於財政收入增長3—5個百分點。”鄭功成說。
4.加薪之餘:能否消除消費短板?
核心提示
提高消費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通過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正的再分配使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二是通過社會保障獲得福利的增長和後顧之憂的解決,這具有長期性。
中國人民大學周孝正指出,民生與消費息息相關,在醫療、教育費用和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中等以下收入居民爲了應對未來發生的治病、子女教育、買房等大額支出,不得不盡可能壓縮當前消費、提高儲蓄、不敢消費。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是影響居民消費意願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居民消費意願,就要着力解決老百姓不敢花錢的問題,通過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卸下“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個包袱,解除老百姓消費的後顧之憂。
“當前,國家應該制定相應法規,促進勞動者工資收入合理增長。但實際上,社會保險與初次分配是密切相關的,如在企業,只要把所有的勞動者納入到社會保險的範疇,實際上勞動者的所得就增加了。”鄭功成說,今後我們要進一步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充分發揮其調節收入分配的綜合功能。讓社會基本保障制度更加健全,不僅能夠解除城鄉居民的後顧之憂並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而且可以直接刺激消費。
“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質上是讓城鄉居民在普惠的條件下實現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它們兩者之間相互關聯,共同對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產生良性影響。”鄭功成說。
2月1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上提出,今年將推進社會領域改革,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實現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農保制度全覆蓋。這一要求無疑爲調解國民收入分配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本報記者李慧)
我說幾句
高房價對消費
有“擠出效應”
易憲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當前,高房價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會對居民消費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或效應。這是因爲,高房價“擠佔”了居民的即時和潛在的消費能力。他們要想買得起住房,就得靠幾代人的儲蓄積累及家庭的未來收入才行。這樣購買住房,不僅導致其後續的住房裝修及傢俱等消費能力有限,而且還會引致幾代人即時消費能力的全面下降。高房價也將對這部分家庭的未來消費產生巨大的擠出效應,這不僅會導致一般住房消費者的日常消費全面萎縮,最終導致這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固化和消費能力的削弱。
提高中等收入者
比重將成重點
段文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一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並把它作爲擴大內需的重點之一,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國收入分配製度的不完善,已經成爲制約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擴大的一個關鍵因素。居民收入大部分來自於勞動收入,反映勞動收入的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處於下降態勢,從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同步,實際上是從分配製度的層面上,找到了擴大內需的突破口。
減少農民
就可以富裕農民
鄭新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提高農村居民的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整個提高中等收入比重和擴大內需的一個難點。我做過測算,到2020年的時候,城市的中等收入家庭可能達到70%左右,而農村的中等收入家庭可能只接近40%,到2020年,中等收入家庭可以超過50%。只有通過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使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城市化能夠同步推進,減少農民,才能夠富裕農民。根本上來說,要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就要把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釋放出來,使他轉移到二三產業。通過減少農民,我們就可以富裕農民。
(李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