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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臉色”的名聲歷來不好。因爲它與“仰人鼻息”一樣,具有“缺少獨立人格,依賴他人”的貶義,所以,自古以來國人就對它嗤之以鼻、心存厭惡。
其實,在生活中,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看人臉色是不可避免的,許多時候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因爲,人的臉色,即面部表情,具有很多特有的功能,“看臉色”能“看”出許多從別的器官所看不到的“情況”。比方說吧,臉色是心理活動的“窗口”,通過臉色,可以分析判斷出一個人是善還是惡、是喜還是悲、是樂還是苦;臉色是一種信號,向人們傳遞着身份和地位的某種變化,如魯迅先生所說的“一闊臉就變”;臉色是人體機能的“顯示器”,高明的醫生望面而知病,就像扁鵲通過望診給蔡桓公看病那樣,看臉色即可知病在淺表還是在病在血脈,抑或是病入膏肓。諸如此類,可見“看臉色”之重要。
人的面部表情是最爲豐富多彩的。在我所見過的臉色中,覺得最受看的臉是孩子們天真無邪、無憂無慮的臉;最讓我難忘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人們那菜色濃重的臉;最留戀的,是逢年過節時人們那歡快喜慶的臉;最讓我憎惡的,是“有關部門”公務人員那麻木不仁、無關痛癢的臉……這種憎惡,絕不是我個人的感受。這些年來,老百姓對某些“有關部門”“臉難看”微詞最多、反感最烈。老百姓到機關辦事,最不願意看那無論說什麼都無動於衷的“機關臉”,因爲,辦事無望、難題無解、要求被拒,都寫在那張臉上。一句“臉難看”,把機關與百姓的距離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難道,這些機關工作人員就不看臉色嗎?看的。不過,他們看的不是羣衆的臉色,而目不轉睛、緊緊盯着的,是上司、領導的臉色。因爲,上司和領導的臉色關乎他們的前途命運。爲了保住現有的職位,爲了能夠順利地提拔升遷,在仰頭“看臉色”與低頭“看臉色”之間,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鄧小平曾說,要堅持用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作爲評價黨和政府決策的水平。怎麼能看得出人民“高興不高興”?要我說,最簡便易行又把握牢靠的途徑就是看臉。所以說,人民的臉色是不是好看,是檢驗改革開放、科學發展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老百姓的笑臉是對形勢最直接的肯定,也是對執政者最滿意的認可。只要有這張笑臉在,其餘一切都不在話下。
之所以要看人民的臉色行事,是因爲今日的執政者秉持的宗旨是爲人民服務。“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鄧小平語),既是個人衷腸自述,也代表着執政者的誓言。作爲執政者,焉能不時刻關注衣食父母——百姓的面部表情,並時時事事處處看他們的臉色辦事?
之所以要看人民的臉色行事,是因爲百姓的臉色確實是國家治政得失的“晴雨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你的政策是否正確、方略是否對頭、措施是否對路,老百姓看得最清楚。千萬不要以爲“官重民輕”、“我聰民愚”。人民羣衆纔是真正的英雄、歷史的真正主宰。不看羣衆的臉色辦事,而是看領導的臉色辦事,無異於捨本逐末、緣木求魚。
再說了,領導者也是要看羣衆的臉色行事的。看人民的臉色,到哪裏去看?當然要到羣衆中去,到基層去,到偏僻艱苦的地方去。與羣衆貼得越近,那臉色才越看得真切、明晰。如果只是沿着指定路線走,“坐在車裏轉,隔着玻璃看”,只能是霧裏看花,根本不是在看臉;如果是到高檔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當然也能看到一張張“闊臉”、“富臉”、“暴發的臉”,但,那是百姓的臉嗎?那樣的臉看多了、看勤了、看親了,會把羣衆的臉看輕了、看淡了、忘光了。倘若再將“闊臉”、“富臉”、“暴發之臉”誤讀爲百姓之臉,作爲行政的依據,那麻煩就更大了。
誰都不會否認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同時,誰也不能掩蓋現實存在的民生問題。“解民之憂,釋我之愧”,是各級幹部的當務之急。到民間去,好好看看羣衆的臉色——失去土地的農民那憂愁的臉,因常年貧病交加而無望的臉,因住宅拆遷或宅基地劃分不公卻求訴無門而悲憤的臉,長期靠低保和親友接濟勉強度日的悽苦的臉……從這些臉上找出政失之處,以便有的放矢地修正之、改進之。
相信,只要真的看羣衆的臉色行事,那些憂愁的臉、無望的臉、憤怒的臉、哀怨的臉會逐漸減少乃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張張欣喜的臉、歡快的臉、無憂無慮的臉、興高采烈的臉。當此時,行政者既無須憂,也不必愧了。
當然,這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以羣衆的臉色作爲評判幹部優劣的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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