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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後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職的陶鑄,因不願充當江青等中央文革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炮彈,引起了“四人幫”的極大仇視,被“四人幫”誣陷爲“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遭迫害而死。然而,無論順境與逆境,著名女革命前輩曾志都和陶鑄不離不棄,上演了一段感天動地的生死情……
曾志與陶鑄對毛澤東說:“爲了革命,我們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
在大型經典電視連續劇《延安頌》中有這樣一組鏡頭:一位年輕漂亮、性格潑辣的紅軍女幹部,剛剛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延安,就急着來拜見毛澤東,她來到毛澤東住處時,毛澤東正在院子裏擺弄爐子燒水,她望着毛澤東的背影沒吱聲,笑眯眯地踮着腳,輕輕繞到毛澤東背後,猛然拍了一下毛澤東的肩膀,朗聲叫道:“老毛!”毛澤東回頭一看,立即驚喜異常,馬上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就這一聲“老毛”,足見這位年輕女同志與毛澤東關係非同一般。
這位敢於直呼毛澤東爲“老毛”,讓毛澤東視爲親人的女幹部,就是15歲投身革命,參加過黨領導的湖南暴動,跟隨毛澤東來到井岡上開展革命鬥爭中爲數不多的女幹部之一的曾志。
曾志1911年出生在湘、粵兩省交界的湖南省宜章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風的年代,15歲的曾志毅然投身革命,進入了湖南省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爲這裏唯一的女學員,並於當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她參加了黨領導的湖南暴動,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擔任了紅四方面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此後又跟隨毛澤東轉戰贛南、閩西等地創建革命根據地。
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左傾路線”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冤屈,6次受到黨紀嚴厲的“處分”。家庭生活中,兩位革命伴侶夏明震、蔡協民在血雨腥風的革命歲月裏先後爲革命捐軀。爲了革命,她曾將三個親生兒子送人撫養。她胸懷一個信念: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寧可捨棄一切。1932年,曾志與正在福州從事地下工作的陶鑄結婚,可婚後不到一年,陶鑄就被捕入獄,5年杳無音訊。儘管如此,曾志依然堅強的在閩東一帶和葉飛一起領導遊擊戰爭。
曾志與陶鑄風雨同舟37載,只育有一女,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鑄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對穩定生活期間的愛情結晶。曾志說,陶斯亮是一個頑強的生命,是經過兩次生死考驗纔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一次是已懷孕7個月的曾志外出執行任務時,所騎馬匹由於受驚突然狂跳起來,一下就把毫無準備的她摔到了地上,當時在場的同志都嚇壞了,趕緊把她送到醫院,經醫生檢查曾志摔成了腦震盪,但腹中的“陶斯亮”卻安然無恙。另一次是分娩時,由於護士沒有接生經驗,一時有些手忙腳亂,剛出生的“陶斯亮”直接掉到了地上。陶斯亮的到來,給戰爭年代的陶鑄夫婦帶來了無盡的歡樂。每每提及這段生活,曾志臉上都會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45年,革命鬥爭的高潮又來臨了,根據黨組織的安排,陶鑄和曾志將前往東北淪陷區組織敵後遊擊鬥爭。恰在這時,曾志患了闌尾炎,在做手術時,她考慮到敵後鬥爭會很殘酷,日後還有許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時做絕求陶鑄意見時,陶鑄用白紙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見,同意。”術後不久,他們夫婦就奉命奔赴東北戰場,臨行時,曾志戀戀不捨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給了一位經過長征考驗的戰士楊順卿照看。母女倆分別時,曾志無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還能和女兒團聚,就十分鄭重地對楊順卿說:“我們把這個孩子託付給你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個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鑄在向毛澤東辭行時明確表示:“爲了革命,我們決不考慮個人家庭得失,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當時毛澤東充滿激情地讚歎道:“這纔是陶鑄和曾志!”在艱苦歲月裏,每當革命和家庭生活發生矛盾時,曾志與陶鑄夫婦總是這樣“開懷天下事,不言身與家”。
毛澤東稱讚說:“陶鑄是頭牛,把他用好了就能衝鋒陷陣,就能開拓革命的事業。”
陶鑄出生在湖南省永州市祁陽縣一個貧困農民家庭,個子不高,有時剃光頭,有時理小平頭,他貌不驚人但很有氣勢,有一副火爆的脾氣。因此,有人說他是一團烈火,能烤熱你,也能灼傷你。
1932年4月20日,毛澤東率領紅軍東路軍攻克漳州。當時,陶鑄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回來路經漳州,見到了毛澤東、聶榮臻、林彪。陶鑄向他們介紹了閩東的政治、經濟、民情、風俗和地理等方面的情況後,用他那洪亮的大嗓門懇求說:“我們現在建立根據地武裝最主要是缺少槍支。希望紅一軍團能支援我們地方兩個連的槍支,閩東根據地就可以早日建成。”“兩個連?”林彪一聽,眼睛瞪得滾圓,頭直搖,“不行,不行,我們拿不出這麼多槍支。”
陶鑄頓時變了臉色,話音裏帶出火氣和抱怨:“你們光想着跟地方要錢要糧,就不想想怎麼幫助地方建設根據地。我們要槍支你們有困難,你們要錢要糧我們就沒有困難?”
毛澤東用緩和的聲音說:“同志哥,我們真是有困難。我們現在—半的人沒有槍,只好扛着長矛大刀。每人帶一斤炒米,兩次休息後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會餓死人。幸虧第三天晚上找到國民黨的一支地方部隊,打一仗消滅了他們,奪到了糧食。那天晚上大家飽餐了一頓……”
陶鑄情緒激動,他幾乎叫了起來:“那好吧,你們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機會打仗吧!”
在場所有紅軍將領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想教訓教訓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毛澤東及時地擺擺手說:“慢慢談,部隊和地方要多協商,互相支持……”
儘管陶鑄頂了毛澤東,但毛澤東喜歡他直來直去、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事後毛澤東稱讚說:“陶鑄是頭牛,把他用好了就能衝鋒陷陣,就能開拓革命的事業。”
拒絕“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陶鑄由中央“第四號”人物,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1966年5月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被調進北京,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取代了剛剛被打倒的彭真。
1966年6月1日,陶鑄正式走馬上任。時任中央文革要員的江青對陶鑄到京工作寄予的希望最大。因爲陶鑄長期搞地方工作,對中央內部的情況不太瞭解,與劉少奇、鄧小平也僅爲一般工作關係;而且陶鑄性情直率,敢於放炮,因而被江青視爲日後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最佳人選。
1966年8月l日至8月12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經毛澤東提議,陶鑄成爲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號人物。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先後主持召開了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內容是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要他在會上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陶鑄卻以剛來中央,對情況不瞭解而加以拒絕。在這幾次生活會上,陶鑄從頭至尾都沒有發言,不肯給中央文革當炮彈,連謝富治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發言,陶鑄都沒準印在會議簡報上。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滿。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在組織上變相地罷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官。可陶鑄依然真誠地認爲,劉少奇和鄧小平即便有錯誤,也只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爲國家領導人來對待。
1966年10月25日,中央組織部組織300多名羣衆,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堅決揭發、鬥爭劉少奇和鄧小平。此舉被陶鑄當場阻止,他說:“組織部組織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做法我不贊成。”11月2日,陶鑄在中央組織部講話時再次重申:“不能把劉少奇同志叫做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線錯誤,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可想而知,在劉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組緊迫不捨,處境極爲艱難的情況下,陶鑄說出這樣的話會有怎樣的後果!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隨之,一場厄運向他襲來。
曾志看出了丈夫的沉重心思,在1966年國慶節後,她發現陶鑄的眼神陰鬱,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面色鐵青。但無論曾志怎樣詢問,他總是回答:沒什麼!其實他不想連累妻子,天塌下來也要自己—個人頂住。
如果說在對待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上,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不那麼協調,那麼在對待造反派的態度上,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就涇渭分明瞭。當時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寵兒,而陶鑄則不贊成造反派的做法,爲此,江青不時與陶鑄發生矛盾。
陶鑄與江青的尖銳對立,使中央文革小組認爲必須除掉陶鑄。但毛澤東還是要保陶鑄。1966年12月29日,毛澤東找陶鑄談話說道:“江青這個人啊,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
但江青和陳伯達手中還有“法寶”,那就是煽動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們在人民大會堂東邊會議室接見湖北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宣佈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這時陶鑄就在隔壁房間裏,竟毫不知情。他正找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談話,然後,又忙着接見安徽來京的學生。
陳伯達、江青等人點起的“打倒陶鑄”之火,迅速燃遍全國。當天傍晚,北京的街頭巷尾便出現了大量的傳單、大字報和大標語,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號:“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接着,首都數萬名紅衛兵和造反派上街遊行,高呼“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等新口號。
事態就這樣被江青等人搞大了,毛澤東不得不表態了。就這樣,沒有經過黨的任何會議,沒有下發任何文件,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靠邊站了。
陶鑄笑着對妻子說:“我硬朗着呢,這身板是獄中特有的,比鋼強!”
陶鑄由中央“第四號”人物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全國“打倒陶鑄”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口號聲此起彼伏,對陶鑄“掛牌批鬥”更成了家常便飯,曾志也經常被拉去一起挨鬥。每次親眼見到相依爲命的丈夫被一撥一撥的人踢來打去,她的心都在顫抖、在滴血,爲了強忍心中的悲痛,她經常把嘴脣咬出血來。
1967年1月4日以後,陶鑄失去了自由,被監禁在中南海原楊尚昆的住處裏。對於牢獄生活,陶鑄並不陌生。解放前他曾在國民黨的監獄裏蹲了5年,沒有感到恐懼和委屈,而現在被自己的人關了軟禁,他心中不由地萬分悲憤和委屈。
其實,陶鑄對於自己的生命早已看得很輕很輕。在他加入黨組織時,就已經把生命交給了黨和革命事業,但是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很重,容不得一點污點和栽贓……
1933年初,中央巡視員朱禮治來到福州後,曾試探陶鑄對王明的看法。性格率直的陶鑄對“吃洋麪包”的王明不重視調查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表示了不滿。朱禮治回到上海後立即向上級作了彙報。於是,一紙命令便將陶鑄撤職。年輕氣盛的陶鑄感到不公正隻身一人來到上海,要找黨中央評理!陶鑄來到上海後,被黨中央拒之門外,後來由於叛徒出賣,陶鑄在英租界被捕,隨後被又押解至國民黨南京憲兵司令部的監獄服刑。那年他剛滿26歲。在獄中,他面對敵人威脅利誘,堅貞不屈,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他與獄友成立了祕密黨支部,對獄友開展思想教育,團結獄友爲反抗敵人的壓迫和爭取改善生活待遇進行鬥爭。
在陶鑄坐牢5的年裏,在獄外一直等待消息的妻子曾志備受煎熬。她與陶鑄從入黨的那一天起,雙方就把彼此的生命和全部都交給了黨,因此個人的一切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曾志永遠也忘不了與陶鑄的第一次見面。
那是曾志從閩西遊擊區來到廈門找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恰好陶鑄就在羅明的書房,爲了工作上的事情兩人爭吵得不可開交,曾志站在一邊靜靜地看着他們。
當時陶鑄個頭不高,微黑的四方臉上棱角分明,他雖然相貌一般,但在言談舉止之中,給人以咄咄逼人之勢。
說句實話,曾志很不喜歡陶鑄用這樣的態度對待領導。
羅明是個斯斯文文、和藹可親的讀書人,很少有漲紅臉的時候。儘管受到陶鑄的頂撞,他還是不失領導風範,耐心地做陶鑄的工作。
當兩人安靜下來之後,陶鑄才發現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站在一邊。
羅明看到陶鑄吃驚的眼光,似乎忘記了剛纔那段不愉快的爭吵,連忙說道:“來,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陶鑄,軍委祕書。”
曾志心裏不禁一驚:眼前這位粗魯的年輕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陶鑄,他可是福建軍委的“靈魂人物”啊!就是他帶領12名同志攻打廈門監獄,救出關在獄中的40多名黨團員。
羅明轉過身又向陶鑄介紹道:“這位是曾志同志……”
陶鑄知道這位柔弱漂亮的姑娘就是被國民黨到處通緝的“共黨女匪首”曾志時,眼睛瞪得更大了,因爲眼前的她穿了一件漂亮得體的旗袍。
當他們成了夫妻後,曾志曾經問過陶鑄:“你那天跟羅明爲什麼爭吵啊?”
陶鑄笑着說:“吵架的內容我記不得了,但我把你記住了,終生難忘!”那麼,第一次見面,陶鑄給曾志留下什麼印象呢?30多年後,曾志對女兒陶斯亮說:“我第一次見到你爸爸時,印象不好,太傲慢,太粗魯。”太傲慢也好,太粗魯也罷,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陶鑄的鮮明性格在曾志心裏烙下了深深的印象。
後來,他們爲了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了一起。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讓他們的愛情在漫長而充滿烽火硝煙的革命征途中,跌宕起伏……
他們之間不僅是夫妻,更是戰友、同志。夫妻情、戰友情、同志情緊緊把他們兩個融爲一體。當陶鑄遭遇牢獄之災時,曾志沒有消極,沒有喪志,反而激發了她的革命鬥志。她受黨組織派遣,奔赴閩東發展革命組織,建設蘇維埃政權,成爲叱吒風雲的閩東英雄人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經周恩來、葉劍英與國民黨政府多方交涉,終於將陶鑄等7人營救出獄。
得知陶鑄出獄的消息,曾志千里迢迢幾經輾轉來到南京,可是到了南京才知道,中央已經分配陶鑄到武漢省委工作,於是曾志又馬不停蹄追到了武漢。
可當他們在武漢重逢時,雙方卻出奇的平靜。相見時,他們只是默默地望着對方,彷彿是在尋找這5年來對方的變化。在晚上休息時,當陶鑄脫下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再看看他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血色全無,堅強的曾志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奪眶而出。
看到曾志哭了,陶鑄卻笑了:“你哭什麼呀,你應該高興纔對呀!我是幸運的,我這不是活着出來了嗎?”接着,陶鑄又幽默地拍拍胸脯說:“沒有事,我硬朗着呢,這身板是獄中特有的,比鋼強!”“噗哧”一聲,曾志被陶鑄逗笑了。而這次“文革”的牢獄之災,陶鑄是否還能像上次那樣逢凶化吉呢?曾志不敢想,也不願意想。
陶鑄含着淚對曾志說:“對不起,我這輩子欠你的太多了……”
“鬥爭到底,絕不屈服!”
1967年1月20日後,陶鑄失去閱讀中央文件的權力,其住處被派駐了4個警衛。到了3月,迫害進一步升級,原裝在屋內的紅電話機被拆掉了,電燈線也改爲36伏的低電壓,以防止陶鑄自殺。最讓他氣憤的是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在這篇文章裏,姚文元別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斷章取義將陶鑄的《太陽的光輝》一文中的“太陽本身有黑點”這句話曲解爲:“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
姚文元的文章對陶鑄的精神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兩眼發直,悲憤地自言自語說:“姚文元這是置我於死地啊!”這一夜,陶鑄沒閤眼,在屋裏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復了平靜,就是在這一夜他爲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後的選擇:鬥爭到底,絕不屈服!
陶鑄囚禁的地方,人跡罕至,每當他神情抑鬱,深陷於痛苦中時,只有妻子曾志默默陪伴在他身邊。
有曾志在身邊,這對於陶鑄來說便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因爲在過去戰爭年代他們都沒有這麼長時間地廝守過。曾志是個性很強的女人,她與陶鑄結婚時就定下協議:我不是你的太太,我是你的戰友、同志。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們互不干涉。即便在同一個地方,我也不和你在一個單位工作,以免別人閒言碎語。我憑我自己的能力理直氣壯地工作。
在以往,即便在相聚的時候,他們也常常爲了工作上的事情進行辯論,甚至爭吵。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州市推舉曾志爲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然而名單報到省裏,陶鑄不同意,把曾志的名字勾掉了,換上另一位同志的愛人。曾志很生氣:“你爲啥不同意我當人大代表?”陶鑄說出了自己的考慮:因爲那位同志受了批評,叫他愛人當人大代表是出於顧全大局的考慮。曾志發火了:“說到底你是拿別人的政治待遇去照顧你個人的政治關係!”這場“官司”後來還驚動了毛澤東,最後還是曾志贏了。
然而這次在陶鑄的囚居地,曾志一次也沒有與丈夫爭辯,因爲她知道陶鑄是對的,真理在他的一邊。她動情地對陶鑄說:“我和你的個性都太強,兩個人在一起,總要爲一些事情爭論不休……但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同你爭論了。”
以往,曾志總是覺得陶鑄有大男子主義傾向,然而自從陶鑄“文革”落難以來,她頓時覺得丈夫的品格是多麼高尚!此刻,曾志心裏的歉疚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她要以女性特有的溫柔來撫慰丈夫。她經常陪伴陶鑄輕鬆地閒聊,經常同他談起過去的往事。也許是有曾志陪同的原因,也許是愛情熾熱火焰融化了“鋼鐵”,陶鑄在囚禁地,火爆的脾氣再沒有發作,他的精神也格外地放鬆。他處之泰然,以超人的意志和堅強的信念,爲自己和心愛的妻子創造了一個寧和溫馨的環境。他有條不紊地幹自己的事情,用更多時間來思考問題。
一次,爲明心志,他用毛筆寫了一張紙條,端端正正地擺在桌上:“自殺,就是有見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問題弄清楚。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就是你去見了馬克思,問題還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緊,事實終究是事實,最後還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話:性質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
這是陶鑄火和鋼的自白。這裏面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不屈不撓的結晶。它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形象。
就在陶鑄和曾志“享受”難得的平靜時,江青一夥的毒手又伸了過來。
1968年3月底,陶鑄受到了更嚴密的監管,警衛人員增加了,並在屋子裏設了3個崗哨。一個在房門口,一個在房後門,第三個像影子似的緊緊跟在陶鑄身邊,寫字時站在椅後,睡覺時站在牀頭,吃飯時站在桌邊,上廁所時站在面前,這是江青一夥設計的精神酷刑,讓人分分秒秒都處在一種充滿敵意的、冷冰冰的盯視之下,尤如芒刺在背、鬼魅纏身。8月,江青一夥借毛澤東外出視察之機,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羣衆參加的“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大會”。在中南海,一羣彪形大漢闖進了陶鑄的房內,二話沒說就把他押去開批鬥會。這場殘忍的鬧劇足足持續了3個小時。自此以後,陶鑄顯得更虛弱不堪,但一個信念在支撐着他:一定要力爭活下去!
國慶節前後,陶鑄頭暈、眼花、想嘔吐,但無人過問他的病情。
1969年元旦,陶鑄病情繼續發展,胃部不適、噁心嘔吐、全身酸脹、毫無食慾。醫生看後,也只是隨便給點胃藥和去痛片了事。
3月中旬,陶鑄的全身開始變黃,曾志焦急萬分,找到了醫生,結果被草草診斷爲“肝炎”,送進302傳染病院。入院後才搞清不是“肝炎”,而是癌症!
面對死神的威脅,陶鑄毫不畏懼,二話沒說就在手術單上籤了字。
手術後,陶鑄身體雖有好轉,但時隔不久,病情再度惡化。進入9月下旬,癌細胞在陶鑄的體內擴散,醫生診斷後說沒有更好的治療辦法,只有用止痛劑和麻醉藥來減輕痛苦。肉體上的疼痛使陶鑄在牀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大汗淋漓,每天只能吃點流食。
曾志勸他:“忍不住你就哼幾聲吧,也許會好一些。”陶鑄咬咬牙,搖搖頭。
曾志與陶鑄分別時,夫妻倆沒有說一句悽慘的話,沒有掉一滴淚,就像戰爭年代時分別一樣。
正當陶鑄病痛難熬之際,1968年10月15日,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找曾志談話說:北京要緊急疏散,可能爆發戰爭,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麼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後不準與外界通訊,不準與任何人來往,不隨他就去廣東插隊勞動,但必須與陶鑄斷絕聯繫,陶鑄到那裏後,每月給他100元生活費,生活自理。汪東興還規定陶鑄離開北京的時間爲10月18日。這個消息,對曾志來說猶如當頭一棒。
她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到家裏,看着重病在牀的丈夫,她沒有說話,想把這無情的消息晚點告訴陶鑄。然而,什麼也瞞不過相依爲命幾十年的丈夫,陶鑄輕聲說:“告訴我吧,他們找你什麼事?”話語中透着對一切突發事件都能泰然處之的平靜。於是曾志說明了發生的一切。沉寂,很長時間的沉寂,隨着時間的流逝,淚珠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順着曾志的臉頰滾落下來。然而,此時的陶鑄顯得異常冷靜,沉思良久,他決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他說:“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幫不上忙,說不定還會遭到不測。我走後,你一定要找到亮亮,保護好他們。我也就放心了……
這是一個多麼殘酷和無情的選擇啊!
如果接受陶鑄的方案,就意味着永遠與他分別……如果與他一起去,自己的生死無所謂,但留在世上的女兒怎麼辦?這是讓她在丈夫和女兒之間做出抉擇啊!
看到妻子複雜的心情,陶鑄又一次堅定了自己的主張。看到丈夫如此堅決,曾志只好聽從他的安排。想到在一起只有3天的時間了,曾志的眼淚在眼眶裏直打轉。她滿含深情而歉疚地說:“我過去忽略了做妻子的義務……我對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補償……”陶鑄拉過曾志的手,說:“不,我非常留戀過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還想說什麼,陶鑄攔住了她的話頭,若有所思地說:“不要難過,想一想早已犧牲的戰友,我已經很幸運了。謝謝你,曾志,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你總是在我的身邊。”說完他從身邊拿出一張紙片遞給曾志:“不說了,這是我最後送給你的一點紀念。”曾志打開紙片,只見上面是用鋼筆寫的一首詩——《贈曾志》。夫妻之間的深情厚誼躍然紙上,詩中寫道:“重上戰場我亦雄,感君情厚……”曾志捧着丈夫的詩作看了又看,然後小心翼翼地捲起,一針一線地將詩稿縫到了棉衣內襯裏……
就像戰爭年代一樣,每當陶鑄要出發,總是曾志爲丈夫收拾行裝。至於要帶上什麼,陶鑄從來不考慮,全是曾志做主。但這次陶鑄卻叮囑曾志把書帶上,因爲那是他的寶貝,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也不能放棄。他要曾志爲他準備一雙雨鞋和一把傘,因爲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廁所;再準備一牀薄被,沒人洗滌時以便自己洗滌。
一件事情,曾志想到了,就是替陶鑄洗個澡。到了新地方是不會有人爲他洗澡的。曾志把水放好,把陶鑄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裏。她知道這是爲丈夫最後一次洗澡了,所以她洗得格外地仔細。從上到下,慢慢地爲他擦洗。
就要分別了,陶鑄沒有忘記最後一件事。他把曾志、女兒亮亮和外孫小亮的照片小心翼翼用紙包好放在懷裏。他對曾志說道:“照片放在我身邊,就好像你們在我身邊—樣。我活着就有希望。”
在押送人員的一再催促下,一對飽經風霜的革命伴侶不得不分別了。
陶鑄拄着手杖,鎮定自若,莊嚴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門,他和曾志沒有說一句悽慘的話,沒有掉一滴淚,就像戰爭年代時分別一樣。陶鑄握住曾志的手,鄭重地說道:“你看到亮亮,要告訴她,爸爸對不起她,讓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歷史上是清白的,是對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堅強,要緊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帶大。”
曾志爲陶鑄打開車門,兩人再次地握了握手。車開走時,曾志依然看到陶鑄把臉貼在車窗上,微笑地向她最後一次揮手致意。
陶鑄到達合肥當天夜裏,專案人員召集醫護人員警告說:“現在你們面對的是一個兇惡的敵人,對他監護,只要不出問題,就是完成任務!”
“病房”裏不見一絲陽光,大白天小屋裏也是一片灰暗。陶鑄生命的最後43天,就是在這間見不到陽光的小屋中度過的。
離開了親人,加上病魔的折磨,陶鑄的病情很快惡化。他已經完全不能起牀,不能吃飯,不解大便。此時的他如再不做手術,就很快會餓死!
醫護小組決定再爲陶鑄做—次手術。無影燈下,陶鑄的腹腔被打開了,醫生驚呆了:滿腹部都是大的如蠶豆、小的如綠豆的癌組織,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隨時都會引起大出血。手術根本無法進行。折騰了半夜,打開的腹腔又被縫合起來。衰弱的陶鑄因這一刀而流下了許多的血,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1969年11月30日22時15分,受盡冤屈和侮辱的陶鑄告別了人世!
在火化之前,工作人員要爲陶鑄找一件“壽衣”。當打開他從北京隨身帶來的那個大箱子,發現裏面幾乎全部裝的都是書,衣物只有少量的幾件:米黃色的上衣、絲棉衣、呢制服……有誰知道,這—件件衣物都是他來合肥時,曾志親手一件件摺疊好放進去的,萬萬沒有想到這是她爲陶鑄準備的“壽衣”呀!
“您所奉獻的遠遠超過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
爲夫昭雪疾呼號:曾志抱着病痛爲陶鑄書寫申辯材料……
陶鑄到達合肥以後的事情,曾志當時已經無法知道了。
但自從與陶鑄分別以後,曾志變得沉默寡言,彷彿一夜之間蒼老了許多。爲了給丈夫申冤,她除了參加當地的勞動,一刻也沒有閒着。她拖着病弱的身子,顫抖着手,每晚在昏暗的燈光下一字一行地書寫申辯材料。她的女兒亮亮也配合母親,除查閱了大量的檔案材料,還找了許多所謂“南京叛徒集團”的老同志向他們瞭解父親的情況。
不知熬過了多少不眠的日日夜夜,曾志寫了幾十萬字的申斥信和申訴材料。拿着母親用心血寫出來的材料,亮亮開始了艱苦的上訪歷程。
歷史永遠是公正的,它必將還蒙垢含冤的人一個清白。人們期盼的這一刻終於到來了,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黨的航船又重新駛入了人間正道。
這一天,曾志激動地翻出自己的那件舊棉襖,用剪刀劃開襯布,然後小心翼翼從裏邊取出一個塑料紙包裹。打開包裹是一張信箋。這紙張已經很陳舊了,但上面的字跡清晰可辨。原來這是曾志與丈夫離別時,陶鑄爲了報答曾志的相依爲伴,爲了補償做丈夫未盡的義務,寫給妻子的一首詩——《贈曾志》:“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在那段動盪不安的時期,曾志怕被“四人幫”抄家,把這首詩藏在了棉衣的內襯裏。後來這首詩由曾志公諸於世,立即受到世人的喜愛,並被廣爲傳誦。
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爲陶鑄平反昭雪。
雖然陶鑄與曾志永別了,但曾志每當想到丈夫那張熟悉的笑臉,想到那雖是瘦骨嶙峋但卻比鋼強的胸脯,想到最後相守3年艱難而難忘的生活,彷彿丈夫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動。時時能聽到丈夫那風風火火的走路聲,能聽到丈夫到家時砰砰作響的開門聲……翻動書籍,尋找資料,倒水喝茶,與人談話,一切都是轟轟烈烈,就連咳嗽都能震動屋子!
每當曾志翻看陶鑄贈送的那首詩時,她眼裏流露出幸福的光彩,彷彿就像過去離長聚短一樣,她最心愛的人沒有離她遠去,只是在另一個遙遠的地方戰鬥着、工作着。總有一天,他們又會突然相逢,會各自敘述離別後的工作和生活,甚至還會爲各自的觀點辯論不休……
曾志對家人說:“我死後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曾志在中央組織部擔任副部長工作期間,參與組織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與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遭受“文革”打擊迫害的老幹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爲國家選拔、培養了很多人才。離休後雖然年事漸高,她依然以國事爲重,關心年輕幹部的培養,積極支持和參與一些對年輕幹部的教育工作,經常叮囑他們:堅持信仰、堅持原則,努力工作,爲國家效力。晚年,她還十分關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問題,發表了許多非常深刻的見解,在一次有關下一代教育的會議上,她就頗有見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領導幹部和經濟領域中展開,然而精神領域中的腐敗也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忽視對下一代的正確引導,忽視下一代全面素質的提高,甚至嬌寵下一代,同樣是一種腐敗,同樣危及到我們民族的興亡。”老人家這段十多年前的論述,如今聽起來,依然發人深省。
就是這樣一位身居高位,並時時關心着年輕一代進步、成長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與蔡協民烈士所生的兒子蔡石紅,直到她去世時,仍在革命老區井岡山務農。曾志一生就是這樣,國事家事經緯分明,從不混淆,這已成爲她做人做事的原則。
這種原則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後關頭也毫不含糊,生命已經亮起“紅燈”時,她想的依然是國家,忘的依然是自己。曾志生前就立遺囑要求親屬:“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在家中設靈堂;京外家人不要來,北京的任何戰友不要通知……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過的井岡山紅軍醫院旁的樹林裏。”言辭鑿鑿,擲地有聲。
1998年6月21日,曾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歷程,帶着無限的思念到冥冥的另一方世界裏與陶鑄再續情緣……陶斯亮在給媽媽的小花圈上這樣寫道:“您所奉獻的遠遠超過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 《世紀橋》黃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