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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俞平伯攝於20世紀80年代
畫家石魯
攝於上世紀1981年石魯逝世前一年
重量級
鄧偉:一生只做
“人,出生的這天,就決定了人的死。人,活在世上都是有一定的定數的,只有長短不同而已。我感覺值得慶祝的不是自己的生日,而是在生命歷程中,爲了事業戰勝困難經受住挫折以後的時刻,並非取得成功之後的慶祝。如果一個人能夠慶祝自己戰勝了失敗,那纔算是對自己的衷心的慶祝。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1992年4月13日日記,這一天也是鄧偉的生日
鄧偉
攝影作品
2013年2月3日,中國的臘月二十三,俗稱小年。這一天,我無知無覺,只在家平靜度過。2月4日立春,單位組織了一年一度的春節茶話會,有節目表演也有抽獎,內容很豐富。可我在去單位的路上接到一個短信,一瞬間,竟然覺得這是個誤發的消息。怎麼可能,一個像他那樣的人病逝,怎麼可能沒有什麼預兆?“就在昨天離世,你可以去微博搜搜”。發短信的人回我。
單位的活動很喜樂,大家樂,我也跟着樂。但低頭看手機,又瞬間淚溼眼眶。時哭時笑,荒誕如這個世間,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參加完該參加的活動。此時手機上的微博,這個消息已經在廣泛轉發,來自他曾經的同學、他所教的弟子。我已確信這一切是真的:攝影師鄧偉,真的離開了人間。誰說的沒消息就是好消息?我突然感到,人與人之間,一段時間的沒消息,很可能是在醞釀更大的壞消息。
“肺癌,他不讓說,也一直在封鎖消息,他不願意別人去看望他。”很快我又從一位知情人那兒得到他離世的最基本的事實。我那時拼命在想,我最後見他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去年,去年的六月吧。我那時正在籌備倫敦奧運的文化版面。我能想到的作者中,排在第一的當然是鄧偉。這些年,他旅居英國,拍了不少倫敦的照片。每次因爲他出書,我們都有一次相見。對於我這樣長年做圖書版面又和他相熟的編輯來說,他原本可以打個電話,然後用快遞的方式將書交給我,並且知道我會認真對待。但他仍堅持見面,“好久沒見了,見面聊聊,地點你來挑。”這樣的電話相約,幾乎貫穿於他1999年後的每一本書的出版,而我之所以一口答應,也因爲,每次他的出現,都如一面鏡子,能照見我做事的疏懶與倦怠。我指的是就夢想的實現而言。
鄧偉珍視夢想,所以你只要說一個願望,他都會鼓勵你努力去實現它。而與他交往這麼多年,我只見他踩着堅實的臺階,一步步向夢想邁進,而我和他聊天說起的許多想法,都好像被平庸的生活擠壓磨碎。執拗、認真,務實,而又謙虛,是我對他始終如一的印象。沒有改變,甚至包括,旅英多年,已經能用英語順暢地與人交流,但我看到的,仍然是一個有着老北京底子的鄧偉,知禮又知面,謙虛地面對自己,也面對這個世界。
夢想的最初
以書結緣,與鄧偉相識已經十年有餘,最初接觸的是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鄧偉眼中的世界名人》畫冊,以及《我眼中的世界名人——鄧偉日記》,很快又被他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世界名人肖像展”震撼,使我有了更深地瞭解他、寫作他的想法。當然吸引我的還有,能拍出這樣精美人像的鄧偉,竟然有着一雙孩子般單純與澄澈的眼睛。相對於鏡頭的準確利落,我甚至覺得他的言語表述有些“笨”。我那時好奇的是,這麼一個嘴拙之人,何以說服那麼多素不相識而又聲名顯赫的人允許他拍攝呢?因爲我後來知道,就連說過吃了蛋何必看下蛋的雞的錢鍾書,也進入了他的中國文化人拍攝系列,這一切的最初,是怎麼達成的呢?
當年的採訪文章,在今天的網絡上已經找不到了。但如果讓我回想,我依舊能說出當時他告訴我的一部分:萌生了拍100個世界名人的計劃,他便一筆一畫地寫信,寄出,然後等待;四年之後,他等來的第一封回信是一個失敗的消息:香港船王包玉剛不同意他來拍攝。但這顯然沒有打擊到他,1990年,他仍帶着這樣的夢想,去了英國。
我後來才慢慢意識到,一個書媒人採訪鄧偉,實際上是多麼徒勞的事情。因爲所有的這些細節,都被他記在了日記中。以他特有的攝影師筆法:準確、精練、只敘述不抒情。而通過他嘴中表達出來的,一點不比日記中多多少。但我仍然願意一次次聽他講,並且在自己的頭腦中幻化成一幅幅畫面。
我想象着,乍到英國的鄧偉,如何在一間租金僅35鎊的蝸居中開始學着異國生存。那個房子太小了,以至於他不得不把所有的器材設備包括衣服都擱在朋友那裏。那雙夢想着拿照相機的手,如何攥着一個幾公斤的熨斗,在工廠從早晨6點幹到下午6點。因爲乾的活兒的種類太多,以至於最後一位僱主聘他時,他已經是一個洗衣、炒菜、整理房間樣樣出色的用人了……
比起後來他在攝影世界縱情馳騁的傳奇,這些與攝影無關的事情,越來越顯得微不足道,但它仍是感動我的最主要的部分。無數次面對鄧偉,我都會想,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原本都是有一個夢的,但我們的夢,在堅硬的現實之中變成泡沫。或許並不是現實之牆太堅固,而是我們自己不夠堅韌——記得很多年前,有次聊天,我多多少少流露出想到異域一看的想法。“不多,哪怕一個月。”他聽了並不打擊我,而是說:那你英語必須過關。時隔這麼多年,眼看着我的英文一天天地爛下去,我就知道,一個人想要成就什麼,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而我又必須說,即使最初的夢想很純真,後來也多少有些實現,但到最後,仍然能保持夢想的純度,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這麼多年,我有幸同時也不幸地看到,許多奮鬥成名的人,再不是我最初見到的那種眼神與表情,他們開始爲名氣所累,或者已經意識到,名氣可以爲他們換取什麼,心有雜念,眼神就開始變得浮泛而遊移。而我每次見到的鄧偉,仍然可以讓我見面就說出:你還是沒變啊。
他會客氣地迴應:哪兒哪兒。這都過去很多年了。你當然可以說,時間是把殺豬刀,一個人怎麼可能絕對的沒變呢?這裏我指的是他的眼神以及他對世界的認知與看法。而我偏又處於成熟與改變之中,所以有時見面,竟然也挑釁地問他:爲什麼你的鏡頭只對準美好的東西。我知道有的攝影師,專拍垃圾場也拍得天下知名;有的專挑廢棄的工廠拍攝,原生態的鏡頭後是另一種攝影觀念在支撐,我其實想問的是:這麼多年,難道你的攝影觀念一點沒變?那時候,我的眼前正放着他新出版的一本《中國美術館館藏鄧偉捐贈作品集》以及《鄧偉文集——門,輕輕地敲》。
他聽了有些孩子氣地着急,以爲我指的是他的觀念落後。“筆墨當隨時代”,他舉了自己一幅作品《時刻表》。那是他參加中國舉辦的《藝術與科學國際美術展》的入選作品,表現的是英國東部的老火車站。它早已經棄置不用,現在被裝飾一新,用做旅遊者的懷舊體驗。作爲旅遊者鄧偉到達那裏,早上離開,晚上返回。一來一往間,他拍下了兩個內容,一個是掛在牆上的老時刻表,另一個是帶着板擦印兒的公告牌。將這兩個細節解釋給我,鄧偉說,我想表達的意義是:時間是最公正的刻度,但相對於每個人的內容又各個不同,那些改變人生的細節也許就昭示在這張公告牌上,或許只是一次失物招領、或許只是一張尋人啓事……
他還特別向我解釋:這張照片顯示了特別的製作工藝:數碼打印,打印材質是中國宣紙。中國式的鏡框託裱方式,四周用四枚銀色不鏽鋼釘固定。是中西文化的結合,利用了公告牌板擦印兒的水墨效果。另外一幅《倫敦印象》,完全是印象派的拍攝法,記錄的是他對居住十七八年的城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