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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傾訴》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從事文學創作以來寫得最艱苦,花費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
創作這部小說是我多年的願望,我要爲我的“孃家”——西昌衛星發射基地寫一本書。爲什麼要寫?理由很簡單:我在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生活了14年,從一個小女兵成長爲一名軍旅作家;我還在那裏種植了我的文學夢想。可以說,沒有基地,就沒有我的今天。我想感恩,感恩的方式,就是一本厚厚的書。
我原以爲,只要有自信和激情就足夠了。動起筆來,我才真正意識到一個人確立目標和實現這個目標之間有多大的距離,光憑自信、激情是完全不夠的,必須要有豐厚的生活作基礎。
可這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就衝動地動筆了。
兩年時間我寫了3稿,60多萬字,光打印稿就是高高的一摞。尤其是第3稿,還被編輯給“斃”了,令我幾乎崩潰。兩年的心血,編輯的幾句話就給打發了。我死活接受不了這殘酷的事實,好長時間不願意翻開那滲滿心血的文稿,甚至想將它們付之一炬,從此和寫作絕緣。
但不知誰說過,文學寫作是一雙紅舞鞋,一旦穿上就終生脫不掉。我也一樣。
以前我的創作題材,大部分都沒離開過連隊生活,沒離開過我的兵妹們。我是一個通信兵,我的創作也沒離開過機房、女兵、通信營。我們的通信營應該說是我熟悉的一方“小郵票”。過去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爲我熟悉那塊生活。而我現在創作的女主人公蘇晴是氣象專家,男主人公馬邑龍是發射專家,他們的生活、專業都離我十萬八千里,甚至對氣象和發射術語如:發射“窗口”“日凌”“地影”等都是一知半解……他們出現在我的筆下,是我靠想象拼湊起來的“四不像”人物,要完成這樣一部小說,脫離生活,光在家閉門造車,不失敗纔怪呢!
過了一段時間,當自己可以面對失敗時,我又重新翻開了文稿,清晰地看到作品的弱點、缺陷、甚至硬傷。也看清楚了自己的不足:面對這樣一部大作品,我無論是文學準備還是生活準備都是遠遠不夠的,說白了,我創造了他們,卻不是他們原有的生活。當務之急是必須補充養分,不管生活素材還是文學素養。我決定重新回到那自己曾經熟悉卻又已經變得陌生了的生活中去。
當我雙腳落到西昌那片土地時,就有一種電擊般的感覺,過去的鏡頭像潮水般地朝我涌來,我恍若回到當年在發射場附近的半山腰上,近距離、熱血沸騰地觀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升空……
我直接去了發射場區。在場區裏,我彷彿看到了故事裏的主人公:馬邑龍、蘇晴、季永年、於發昌,他們一個個都活靈活現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有一次參加技術評審會,我目睹一位秀氣的女工程師因一個技術問題被大夥責問得當場落淚。發射塔架被雨淋得溼漉漉的,讓你不得不爲它擔心,可看到技術人員一絲不苟又從容不迫的樣子,你又會爲它鬆一口氣。是的,不管你走到哪裏,總會被一些不爲人知的事蹟感動着,激勵着,甚至鞭策着,腦子裏模糊的影子漸漸變得清晰起來,鮮活起來,心裏的故事也慢慢地豐盈了,充實了。我真正地意識到,爲這裏的人們立像,不是寫好人好事、寫口號式的奉獻精神,而是要讓更多的讀者走進他們的心靈,瞭解他們的精神世界,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也知道,對航天領域這種高科技題材進行文學化處理有一定的難度,不太好把握。我想,航天人也是人,他們也有七情六慾,也有同我們一樣的憧憬嚮往、喜怒哀樂和情仇愛恨,唯一不一樣的是他們比我們多了一個元素,那就是他們生活在高科技的環境中。這個元素似乎拉開了與我們之間的距離,讓我們感到遙遠和神祕。但是,一旦走近他們,剝開那層被線路、數據和信號包裹的外殼時,你就會發現他們和我們幾乎沒什麼區別,他們有同我們一樣的堅韌和頑強,也有同我們一樣的脆弱和傷感。走近他們,手握住他們的手,更主要的是把心貼近他們的心,感受他們隱藏在一個個數據、一條條線路、一串串信號背後那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痛苦,你就能捕捉到他們的靈魂,而不是那種從宇宙深處的無形軌道上,拒我們於地面垂直數百公里之外的遙遠和陌生。
從西昌基地體驗生活回來,我對這部小說又重起了爐竈。這一次,心裏有數多了,也不那麼恐慌了,尤其對蘇晴這個人物的塑造上定好了調子:在蘇晴的人生裏沒有一絲抱怨,不論對事業、愛情還是尊嚴,她都是個隱忍者、堅守者,使得蘇晴和其他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女性區分開來。這也讓我從蘇晴身上獲得了一些文學之內和文學之外的寶貴經驗。
創作《向天傾訴》這部作品,讓我更加明白生活對於寫作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生活經歷,沒有細緻入微的對生活細節的觀察和捕捉,特別是沒有對人的情感變化、生活本質的深入體察和把握,是不可能寫出人人心中都有、個個筆下全無的打動人心的好作品的。生活是創作之母。現在,這些粗淺的創作體會,正在成爲我今後寫作彌足珍貴的財富。
(本文作者爲總裝備部政治部創作室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