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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明雖然我對癌病屬於毒熱的診斷早已屢經反思而確認無誤,藥物也跟業界相同,而劑量按我經驗也理應足夠,但療效卻依然低下。這種結果不符合治病只要診斷、用藥、劑量三者都正確就必然有效的規律,但既然實踐告敗,那就鐵證三者中必然還是存在着問題。可我就是怎麼也找不着癥結所在。
世上總會有些難病可能最終也難以突破,但大多數疾病總是會有辦法的。或許癌病真的最終也難以解決,但此前我通過峻量對一些頑病所取得的成功卻令我難止努力慾望,可研究的過於艱難又實在使我十分苦惱。
在一個節日長假裏,我利用休息對治療乙肝病毒量顯效的案例進行整理總結。看着看着忽然一個司空見慣的問題跳了出來:爲什麼治療乙肝的主打藥物是黃連、黃芩、黃柏、山梔、苦蔘(我把此類藥姑稱爲三黃類藥)和野菊花、紫地丁(姑稱爲野菊花類)而不是半枝蓮、白花蛇舌草等(姑稱爲半枝蓮類藥)呢?又想到我殺滅人乳頭瘤病毒成功的主要用藥也是如此。由此,又接着想起了以前在大量閱讀古人治療熱毒諸病的醫案時所發現的古人所用之藥也多爲三黃和野菊花類而鮮用我們現在習用的半枝蓮類藥物的現象。儘管在早年我已發現了古今在治癌用藥上的這一顯著差別,但因學驗所限而一直未加重視和深究。但在使盡解數研治癌病而屢蹈覆轍的許多年以後,這一現象開始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視。
我首先反思自己治療乙肝的用藥依據:對此我沒有任何創新,都是照搬教科書、當代醫案和業界習慣而用。接着思考的問題是:一、古代治療熱毒類疾病爲何主要應用三黃野菊類而少用半枝蓮類藥物?二、爲什麼當代中醫在治療其他熱毒類疾病時會跟古代一樣主用三黃野菊類而很少應用半枝蓮類藥物,但在治療毒性更加頑烈的癌病時卻又跟古代相異不用三黃野菊類而卻主要應用半枝蓮類藥物?三、古人治療熱毒諸病的用藥情況是否存在規律?
我帶着這些問題再次重溫了這方面的大量古今醫案。結果是:這些現象與問題大量存在於中醫臨牀中,但對此都一直沒有相應的明確說法。
我以前說過,癌病雖然古已有之,但古人對此病的本質尚無正確認識。在診斷上都將其歸屬於癰疽、瘡瘍及症瘕、積聚,在治療上則以清熱解毒與軟堅消積兩大方法爲主。爲了弄清楚清熱解毒藥使用中的上述疑問,我就把此類藥物作了大致歸類。除了雄黃、冰片、牛黃、熊膽等動物及礦物類這些一般少作湯劑之用的藥物外,大致將其分爲如下幾個類別:三黃類:黃連、黃芩、黃柏、大黃、山梔、苦蔘等;野菊花類:野菊花、紫地丁等;蒲公英類:蒲公英、板藍根等;銀花類:金銀花、連翹等;半枝蓮類:半枝蓮、白花蛇舌草、七葉一枝花、蛇六穀等。
儘管上述藥物間的大同小異可以細述者頗多,但我找出了古人應用這些清熱解毒藥的主要規律和少用半枝蓮類藥物的原因。分別是:在熱毒類疾病中,凡是邪氣重、病根深者,多用三黃野菊花類,而相反者則用銀花類等;半枝蓮類藥物在中醫傳統中歸屬於草藥而一般不作爲正統用藥,故在重要典籍及大家著述中少見載錄,臨牀使用也較少。
如果說古人在治療癰疽瘡瘍類的熱毒病時不用或少用半枝蓮類藥物確是由於草藥不入廟堂之故,那爲什麼連正統的野菊花類也少用於三黃類?而銀花類和蒲公英類則更少使用呢?能夠解釋的理由只有一個:三黃類的作用要明顯強於其他類。這一認識能被古今的大量臨牀事實所證明。既然如此,爲什麼當代中醫在治療其他熱毒類疾病時的用藥跟古代一致而主用三黃野菊類但唯獨在治癌時卻舍之而取半枝蓮類呢?我的分析是:癌病對中醫而言是個新的病種,對它的認識遠遠不夠。當時對癌病只是粗淺認識到了有毒和有積塊這二大因素,因此自然要用具有清熱解毒與散結作用的藥物。而當時既無醫師應用三黃野菊類藥物治癌總體有效的先例可爲範式,又適逢政府大力推行中草藥運動,於是就在草藥中選擇了半枝蓮類藥物。草藥中具有清解或散結之功的還有其他不少藥物,爲何又偏獨選了半枝蓮類呢?因爲其他草藥通常不兼備解毒與散結的作用。中醫用藥有個傳統,當治病需要二個以上治法時,如果備選藥物中有一藥而能兼備幾個功能者,則以此爲首選。半枝蓮類恰好兼具解毒與散結之能,因此就被相中而委以重任了。可見當時所選的想法不錯,但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卻證明了它的無效。這就說明此類藥物治癌並不是古今成功經驗的沿用,而只是當時業界的一種源於學術而非臨牀的實驗性選擇。由於癌病機理的深奧而創新艱難,於是這種原本實驗性的用藥就被動地成了通套之用而因襲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