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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來自國內外的30多位作家、學者、書評人在2013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書評時代’論壇”上,就“信息時代對文學批評與社會生活有何改變”的話題進行思想交鋒,而文學“生怕被時代裹挾而去的集體焦慮”似乎成了主旋律。
賈平凹部分批評人只看幾頁就信口開河
“批評不要一上來先進行‘懷疑’,就好像見有人穿了件新衣服,先懷疑是不是偷來的”。在論壇茶歇時,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賈平凹表示,平時自己經常看書評,對自己作品提出正確的意見,他會欣然接受。對目前的書評狀況,賈平凹指出,相當一部分書評人,只是將評論對象的書翻看開頭幾頁,就開始不負責任地信口開河。
賈平凹引用哲學家波普爾的話說:真正的哲學問題總是植根於哲學之外的迫切問題,如果這些根基腐爛,它們也就消亡。據此,“我們也可以說:文學的價值並不僅由文學本身構成,文學如果不植根於文學之外的問題,也註定會腐爛進而消亡”。賈平凹認爲,文學不可避免地要關注現實,真正的作家把文學當做面對生活的方式,關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執着探求生活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再來討論文學怎樣與現實生活接軌,如何在精氣神上與時代同步,纔有意義。賈平凹以狄更斯的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來形容當下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看似人人都能發表意見、人人是作家,但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文學垃圾產生了。所以有人說,我們今天有小說、有評論、有詩歌,卻鮮有文學。因爲文學本身存在的方式被連根拔起,不再從它歷史的土壤中汲取營養,批評不再發現新的問題,依慣性生產出來的只是文字作品。
賈平凹透露,《廢都》一書已於日前完成了英文翻譯。他提到中國當代文學在翻譯成外文時,常常會有譯者將大段描寫刪除。這體現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國作家好描述故事背景,對中國人來說,故鄉太重要了,但西方人覺得“囉嗦”,他們喜歡頭一句話就讓讀者震驚。
韓少功時代需要高質量的獨立批評
韓少功則一上來就表示,“我對書評家羨慕嫉妒恨”。他覺得,在這個時代,書評家開始比作家擁有更加重要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沒有網絡甚至沒電視、廣播、報紙的信息稀缺年代,作家作爲信息的主要蒐集者和傳播者,怎麼寫都有人願意看,所以纔有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用幾頁紙描寫一個街角的作品。現在的作家要敢這麼寫,讀者肯定不耐煩。
“我們現在要了解巴黎,不再需要通過閱讀波德萊爾的作品;要了解彼得堡,不再需要依靠閱讀托爾斯泰的作品;我們要看紹興和鳳凰,不必通過閱讀魯迅和沈從文的作品。”韓少功說,如今的讀者好比從一個食品短缺的時代,進入了食品過剩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好胃”。面對每天鋪天蓋地的信息,讀者需要的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的識別、信息的解讀、信息的組合,這些都是書評可大有作爲的理由,一個書評的時代到來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作品將不再由作者獨自完成,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家完成的是作品的上半場,而下半場是通過書評人完成的。
韓少功認爲,我們固有思維中“一個作家養活了一堆教授”的現狀不復存在。現在,作家和評論者之間不再是依附關係,時代需要作家,更需要完成履行後半段的書評人,爲什麼書評不能成爲文學新的獨立文體?
與此同時,韓少功也在論壇流露出焦慮。據他透露,現在坊間的網絡公關公司有1000多家,它們通過操縱大量的網絡“水軍”,來操縱批評的向度。寶島臺灣電影導演李安在他的自傳新書《十年一覺電影夢》中披露:當今電影製作成本中,至少有一半都用於公關與宣傳,其中包括大量的網絡評論和自媒體評論。“棒殺”和“捧殺”的大量浮現,吞沒了健康的批評,也吞沒了批評的生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蘇童這個時代發展太快,我們無法擺脫
剛剛出版了新作《黃雀記》的蘇童,用一種類似詩人的跳躍思維,表達了對文學被時代裹挾而去的態度。他說,對發展過快的這個時代,很多年前好萊塢的某部歌舞片中就有一句經典臺詞“讓這個世界停止瘋狂的旋轉,我要下去”。可最終,我們誰也沒下去,我們一直被綁在“車上”難以脫身。
前兩天,蘇童看到一則新聞,說的是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剛出版時,美國一張報紙刊出的一篇評論,形容“惠特曼與詩歌的關係,如同一頭豬與數學的關係一樣”。記憶中,關於惠特曼的文學評論分歧很多,但如今唯獨記得的只有這句最惡毒的評論。
蘇童還提及《紐約時報》刊登過一篇批評《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書評,該文惹怒了菲茨傑拉德的“粉絲”,包括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歐茨。相隔幾日,他也在《紐約時報》上發文猛烈抨擊那位批評者:“你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批判,如同是向萬丈深淵裏吐了一口唾沫,很快就消失不見,而那個深淵將永遠都在。”這下,人們的目光,馬上被這場罵戰吸引,而企圖撬動名著的那位批評者的觀點再沒人記得。
蘇童認爲,作家與評論家之間的關係,有時被放大,也有時因時代被掩蓋。不可避免的是,網絡和信息時代容易讓雙方都變淺,但我們卻無法擺脫,因爲我們一直在“車上”。(記者陳熙涵)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