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 從一羣城市到一個城市羣(京津冀協同發展·城市篇)

　　一舉三得！

　　面對天津市東麗區區長尚斌義及時伸來的“橄欖枝”，楊一平笑了。

　　楊一平是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副所長，“我們所離清華大學南門不到兩公里，寸土寸金。新技術研究到了中試階段，實驗裝置都沒地兒放，不得不租用人家游泳池做機器魚試驗。”

　　“到我們這裏來！你們要技術孵化空間，我們要培養科技小巨人，正好互補。”尚斌義也笑得很開心。

　　北京更是樂見其成。打造科技中心，北京必須讓“中關村”的優勢盡情發揮，但寶貴的創新資源也不能動輒“蛙跳”——此前，中關村60多個園區多數落地長三角、珠三角。

　　尚斌義的“橄欖枝”後面，天津市正全力栽種“梧桐樹”。天津選擇武清、北辰、寶坻、東麗、濱海科技園5大創新區，與北京中關村構建京津創新共同體，催生一批以“京津”命名的產業園：武清京津產業新城、寧河京津合作示範區、寶坻京津中關村科技新城、薊縣京津州河科技產業園……

　　過去，京津兩強，城際高鐵雖將雙城距離壓縮到“半小時”，卻“同城”不同夢；如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驅動，兩大直轄市競合色彩漸濃。

　　今年上半年，天津經濟增長10.3%。利用內資到位資金中，來自北京、河北的資金佔41.1%。

　　從競爭走向競合，是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也是京津冀城市羣整體隆起、探路新型城鎮化的前提。城市羣是帶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京津城鎮化率達80%以上，而河北僅爲48.2%。

　　“河北也不能被動等待，”河北幹部說，“長三角有崑山，珠三角有順德，兩個區域都有幾隻‘小老虎’。我們河北能不能也躍出幾隻‘小虎’？”

　　固安便是一個令人刮目的“弄潮兒”。

　　“只要不墊底就行。”廊坊市發改委主任王振生說，12年前，固安幹部心裏就是這個目標。這個曾經的老“後進”走上“產城融合”的創新之路，以園區爲突破口，鼓勵社會資本擔綱工業園區的投資、開發、招商、運營。曾經貧瘠的農業縣固安騏驥一躍，經濟實現30倍增長，2013年地區生產總值已逾百億元。

　　“關鍵是轉變思維方式，以開放的、創新的、市場的思維來審視與京津的關係，從服務京津中發現自己的新優勢。”遷安市委書記李忠說。遷安素稱“鋼都”。如今，城市300米見綠地、500米有公園。一個新的“京津後花園”正脫穎而出。

　　如何讓固安、遷安這樣的小城鎮在京津冀長得更多、更快些？

　　佈局決定格局。吳良鏞院士提出，“實現大、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共同繁榮，促包容性發展，是京津冀城鎮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專家的卓識，正成爲三地共識。

　　規劃一張圖、通關一體化、創新“共同體”、園區共建……一系列打破行政壁壘的城市羣合作已破冰，曾經被割裂的城市羣正在形成新型競合關係。

　　唐山感受着這股新風。曹妃甸，依託首鋼項目優勢，共建北京產業園的構想已浮出水面。而2013年，唐山與北京、天津達成合作項目237個，引進資金628.6億元。

　　“不要老是抱怨‘大樹底下不長草’。大樹底下可能不長茅草，但能長靈芝、長人蔘。關鍵是看準優勢，抓住機遇。”唐山市委書記姜德果信心滿滿。

　　京津雙城欲破繭化蝶(京津冀協同發展·城市篇)

　　編者的話：

　　北京——天津，120公里，高鐵30分鐘。

　　“高鐵時代”，雙城同城。中國政治、文化中心與北方工業勃興之地，100多年來，城市功能定位糾結卻難以化解。

　　京津冀協同發展，京津是“龍頭”。“雙子星”將如何重新定位？“龍頭”昂，龍身才能起。京津冀發展城市羣，不能光指望城市“拉高”。

　　區域經濟發展佈局如下圍棋，須謀大局、慮長遠，在棋局中巧布“活眼”，“眼位”是“內氣”、是“活力”。活“棋”當活“眼”。下好京津冀協同發展這盤“棋”，就要做活中小城市這一個個“眼”。

　　北京定位四個中心功能

　　“我們曾經有幾大工業支柱產業，鋼鐵、電子、汽車、醫藥、現代製造，結果鋼鐵走了，醫藥沒了，就剩汽車、電子。”談起產業轉移，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張伯旭說。

　　今年3月，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河北工業園項目簽約。據統計，北京今年安排工業用地不及去年一半。一季度，北京經濟增長7.1%，增速回落0.6個百分點。

　　懂得“舍”，纔有“得”。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這是國家對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然而，擁有2110多萬人口的超大城市，顯然不能簡單“去經濟化”。

　　“四大中心沒提經濟中心，不是放棄經濟發展，而是放棄發展大而全的經濟體系，構建符合首都特點的高精尖經濟結構。”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李士祥說，“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退就沒有進，退在前面，纔能有進；退得堅決，才能進得更好”。

　　“減法”要落實，列出產業“負面清單”是當務之急，抑制各行政區的發展衝動、GDP競賽纔是着眼長遠。

　　這兩天，門頭溝區和河北張家口市頻繁對接，共商兩地旅遊開發、生態環境建設等。區委書記韓子榮滿腦子都是“生態”一詞——建設永定河生態清潔流域體系，對山區植被進行生態修復，創新生態建設體制機制，等等。

　　韓子榮注意力的轉移，有北京做“減法”的要求，也有考覈指揮棒的引導。今年，北京研究制定了區縣差異化考覈辦法，突出人口規模、發展質量、生態環境考量，降低首都功能核心區、生態涵養髮展區經濟增長指標的考覈權重，引導區縣按功能區、特色化發展。

　　天津迴歸北方經濟中心

　　北洋工學院博物館，一張照片佔據展館半個牆壁——教室裏，身着長袍馬褂、束着長辮的學生正襟危坐。黑板上，是漂亮的英文斜體字，同樣身着長袍馬褂的教授正講授機械原理。

　　彼時，天津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試驗場、北方洋務運動中心，工業勃興，金融集聚，與百公里外的政治、文化中心京城遙相呼應。

　　新中國成立後，首都大而全的規劃打破了這一平衡，兩座城市的面目漸漸模糊。京津冀協同發展重振天津經濟中心，天津如何重拾往日榮光？

　　早幾年，天津就加速與北京對接。“天津加法”來得熱烈而迫切。僅今年一季度，天津在京舉辦投資說明會等招商引資活動就達200場。天津利用內資三成來自北京。

　　經濟中心不是簡單的產業“加法”。“非首都核心功能轉移，哪裏環境優、服務好，就可能去哪裏。要有所爲有所不爲。”天津市幹部說。

　　天津開發區鎖定北京科技資源，但對創業者更多一份青睞。設在開發區的津京互聯科技創業主題活動中心，“創業咖啡”香氣吸引衆多中關村小夥兒前來創業。

　　經濟中心關鍵在市場平臺建設。“投資貿易便利化是否跟上？行政審批環節能否減到最少？”天津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管委會主任鄭偉銘說，“打掃乾淨屋子纔好請客。”

　　行政審批改革、京津人才新幹線等等一系列改革，是“天津加法”的最好註腳。18個辦事部門216項審批職責，一顆印章敲定；人才“一站式”服務中心，12個部門、16項服務一門受理——簡政放權，敞開讓資本、人才自由流動的大道，釋放經濟中心的最大聚合力。

　　雙子同輝並非此消彼長

　　北京減法、天津加法，並非兩個城市此消彼長，而是要在城市區域功能上優勢互補。

　　濱海新區于家堡商務區，一枚“貝殼”靜臥於摩天大樓間。“貝殼”之下，是在建的京津城際延伸線于家堡站。明年8月，從這裏的商務樓電梯出發，到北京只需45分鐘，到北京金融街一個半小時。

　　時空距離縮短，能否讓京津雙城的金融產業互補共榮？京津雙城距離越近，形勢越緊迫。

　　園區共建被視爲區域打破行政壁壘、城市羣產業融合的成功途徑。在長三角，區域園區共建聯盟已推動近百項產業轉移，佔全國的1/2，最大單體項目投資額近10個億。

　　在京津冀，濱海新區和中關村的園區共建，涉及合作模式、品牌輸出、產業轉移等一系列體制機制突破。去年以來，已有超過300家中關村企業到濱海新區謀求新空間。

　　京津冀創新共同體也呼之欲出。“京津冀地區彙集了全國1/4以上的大學、1/3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工程技術中心。”天津市科委副主任賈堤說，“北京科技創新能力最強、科技資源最多；天津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能力很強；河北產業優勢和行業優勢突出。三地圍繞科技、人才、知識產權、金融、資本的深度融合，必然助力區域競爭力。”

　　聯動發展不是雙城連體

　　隨着首都新機場布點塵埃落定，京津雙城空間佈局上又多了一個無縫對接點。

　　天津向北，武清欲做京津雙城聯動發展的產業承接核心區，京津高新科技創新園區等產業園順勢而起，2013年，武清區GDP達790億元，人口110萬，小城鎮規模初具。

　　北京向南，北京大興與河北固安交界處，臨空經濟區一旦破題，又將誕生一個規模不小的衛星城。

　　加上京津主軸上的廊坊市及其周邊小城鎮，北京、天津軸樣經濟共同體，會不會演變成“雙城連體”，兩個特大城市連接成超級城市體？

　　京津雙城之間，有沒有可以透口氣的地方？

　　河北城市佈局確定了“近小遠大”的發展思路，北京周邊的城市有條件做大的也不能做大。

　　京津之間以及京津衛星城之間的生態緩衝區，並非僅僅爲生態而設。

　　“京津衛星城不能攤子鋪得太大，應選擇幾個重點區域對接。”北京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說。沒有重點就沒有戰略，就難免陷入放任特大城市、高行政級別城市快速集聚發展的傳統模式。

　　誰是京津冀的“蘇錫常”

　　京津雙城2013年GDP總量3.38萬億元，上海2.16萬億元。京津合力，遠遠領先上海。然而，若論京津冀區域，則GDP僅相當於長三角的52.7%。

　　長三角強在哪？蓋因上海周邊城市給力——“蘇錫常”“寧杭甬”，哪個不是中國經濟版圖上響噹噹的角色……

　　京津冀協同發展，呼喚新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的“蘇錫常”在哪裏？

　　龍頭與腹地，斷裂的城市羣

　　承接北京動物園、大紅門等批發市場外遷，天津西青區最近又加入競爭。

　　此前，河北白溝、永清之間交鋒尚未平息，折射出城市羣產業同質競爭的困局。

　　同質競爭結果，是城市羣的兩極分化，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河北城市和北京比，存在產業懸崖；與天津比，則產業趨同。怎麼競爭得過北京、天津？”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建國說。

　　科技的短腿也加深了腹地經濟斷層。河北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全省工業的11.8%，比北京低9.4個百分點。

　　區域經濟斷層，城市羣自然斷裂。

　　京津冀和長三角、珠三角最大的不同是，缺乏像南京、杭州、蘇州這樣的次級中心城市。“周邊塌陷，龍頭城市孤立。”

　　“副中心”，難以承受之重

　　京津冀腹地，太多城市渴望從環首都經濟圈中崛起。

　　保定人說，不去直隸總督署，等於沒到保定。300多年，保定從來是京畿重地。

　　不只保定，石家莊、廊坊、唐山，甚至更遠的秦皇島，都有着強烈的“副中心”情結。廊坊地處京津之間，北京公交已通至全市，每天往返車次3200班次，交通上已然同城。

　　然而，京津冀卻承載不下這麼濃郁的“副中心”情結。

　　“我們最怕的就是邊界效應。”北京市規劃委主任黃豔說，“過去，沿着北京中心城區攤，然後三環、四環、五環，現在攤到新城，等於是六環。接下來，是不是再沿着北京的邊攤？”

　　不約而同，河北也提出了“近小遠大”的概念。今年3月底，河北出臺“推行新型城鎮化意見”，提出“充分發揮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生態建設的服務作用”；“進一步強化石家莊、唐山在京津冀區域中的兩翼輻射帶動功能”；“增強區域中心城市及新興中心城市多點支撐作用”。

　　心向北京，還要眼睛向外

　　事實上，無論是否設立“副中心”，腹地城市羣寄望於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必然“僧多粥少”。

　　北京能轉移的存量與增量產業都不大。“三高”工業不轉就地清理，基於首都功能需求的服務型經濟不必轉，剩下的空間就很少。

　　腹地城市羣崛起，龍頭城市輻射固然重要，城市自我發展亦是關鍵。在長三角，江浙地區的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和浦東開發開放相呼應，逐漸形成競合關係。

　　“除了心向北京，還要眼睛向外。”河北保定市委書記聶瑞平說，“保定定位是首都功能疏解的支撐點，京津產業轉移的承接地，外資進入京津的橋頭堡。第三個定位就是面向長三角、珠三角而言的。”

　　6月11日，保定組團到深圳招商，簽下1000多億項目，規劃建設食品產業園，依託該園承接珠三角、長三角項目。

　　“我們得做到心中有數、手上有牌、腳下有路。”秦皇島常務副市長馬宇駿說。近年來，秦皇島陸續建起技術成果交易服務中心、京津人才創新創業園等技術轉化平臺，夯實基礎，築巢引鳳。5月11日，中關村海淀園全國首家分園開園啓動，中科院遙感所、自動化所等9個研究院13個實體項目入駐中科院秦皇島基地。

　　讓“城市羣”站起來

　　讓一大羣城市長成一個城市羣，這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

　　它需要完善的交通系統。在長三角，截至去年10月底，蘇錫常、寧杭甬等30個城市間，擁有44條高速鐵路交通線和464車次，分別佔全國的17.5%和20.8%。而京津冀高速鐵路皆以北京爲原點，其他城市間的高速交通缺乏有機聯繫。

　　交通之外，還有產業集羣難題。即使是河北城市羣之間，產業同構亦很嚴重。僅這一輪承接京津產業大潮中，汽車項目、中關村產業園、醫療健康產業，等等，都是爭搶熱點。

　　吳良鏞院士指出，京津冀不像珠三角，能在省域內協調城市發展；也不像長三角，城鄉發育較爲成熟，區域市場高度繁榮；京津冀地區問題更爲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諸多複雜問題，終歸需要良好的空間秩序來協調統籌解決。

　　良好的空間秩序有賴科學規劃，也有賴於科學合作機制。行走京津冀，不少城市呼籲建立高層行政協調機構。

　　上海市合作交流辦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建立了跨區域權威協調組織，以及相關法律制度，推進區域發展。

　　在長三角，城市羣之間有三個層面的合作機制：滬蘇浙三地主要領導座談會制度；三地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制度；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制度。上海市合作交流辦區域合作處處長程建新說：“在頂層設計之外，城市羣間自主合作意願很關鍵，自發自願、自下而上開展，纔可能有生命力。”

　　京津冀城市羣迎來大變革

　　——訪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

　　記者：京津冀城市羣發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這意味着什麼？

　　吳志強：這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羣正迎來一場歷史大變革。

　　一是經濟發展從“全球城市”到“全球區域”觀念變革，京津冀城市羣發展機遇來臨。長期以來，京津冀區域發展以服務首都爲核心，“一城獨大”抑制了京津冀城市羣的發展空間。而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參與到國際競爭，要看這個國家城市羣的競爭力；一箇中心城市競爭力有多強，要看這個中心城市所在區域城市羣的競爭力。

　　二是區域經濟發展從行政主導到市場主導變革，京津冀城市羣發展活力將被激發。提高區域城市羣一體化水平，就要打破行政壁壘，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市場之手”調節下，城市有無限可能。

　　記者：京津冀區域經濟概念提出很多年，一直難以突破。如今，可爲空間有多大？

　　吳志強：大變革同時也伴隨着大挑戰。

　　和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經濟起步時不同，京津冀城市羣遭遇着體制和環境的雙重約束。首都北京與周邊城市的關係如何重新定位？京津兩個特大城市雙核如何互動？不同行政級別之間城市關係如何協同？生態環境承載力脆弱，工業化、城鎮化如何快速推進？京津冀城市羣發展在借鑑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羣經驗的同時，要立足自身特點，探索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樣本。

　　記者：那麼，具體探索路徑在哪？京津冀城市羣協同的關鍵點在哪裏？

　　吳志強：關鍵在於兩個“優化”：

　　一是優化城市羣規模結構，通過政策引導，着力扶植一批有創新能力的中等城市，把京津冀城市羣的脊樑骨挺起來。

　　京津冀城市羣頭重腳輕，大城市太強，小城鎮太弱；中間斷腰，缺乏脊樑骨。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城市羣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在於擁有一批有創新能力的中小城市。

　　二是優化城市羣空間結構，合理規劃產業佈局，留足生態空間，以產業集羣帶動城市化的同時，處理好快速工業化、城鎮化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

　　產業集羣是城市羣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支撐，也是城市羣比較優勢的綜合體現。今天的京津冀城市，在謀求產業集羣、企業集聚的同時，還應當探索土地集約、生態集成和低碳經濟，走出生態文明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