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張健(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特邀研究員、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記者：六中全會重申“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怎樣理解其歷史淵源和現實意義？

　　張健：重視思想建黨並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偉大創造。民主革命時期，針對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佔多數、非無產階級思想大量存在的狀況，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延安整風就是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着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偉大實踐。改革開放之初，吸取“文革”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提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黨的思想、組織、作風三大建設基礎上更加重視制度建設。後來在實踐中出現了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輕視思想政治工作，以爲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習慣於做認真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了。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深刻指出，新形勢下堅持從嚴治黨，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他說：“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形成壓倒性態勢並贏得黨心民心，最重要一條就在於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例如，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就體現了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的緊密結合：前者堅持正面倡導、重在立德，體現了思想建黨的要求；後者作爲紀律方面的“負面清單”，堅持紀在法前、紀嚴於法，強調他律，重在立規，體現了制度治黨的要求。立德與立規相結合、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相結合，都體現了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的緊密結合，成爲十八大以來加強黨的建設的顯著特徵和鮮明特色。

　　記者：爲什麼說六中全會制定《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是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的重要安排？

　　張健：《準則》針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對從嚴治黨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例如，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建設，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爲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要求全黨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堅持不懈抓好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自覺抓好學習、增強黨性修養。同時，《準則》把加強制度建設作爲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的根本保障，強調堅持和完善已有制度，一以貫之、不折不扣地落實黨內學習制度、重大問題請示報告制度、黨內選舉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員權利保障制度、黨的組織生活制度等。《準則》特別強調，堅持和完善黨內政治生活制度，最重要的是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準則》還提出了制度創新的任務，要求抓緊建立和完善民意調查、容錯糾錯、權力清單、領導幹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行爲等制度。《準則》還強調加大制度執行力度，堅決防止制度成爲“稻草人”。

　　記者：《準則》提出“必須築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和制度防線”，是否也體現了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的結合？

　　張健：《準則》第12條提出，“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務”，完成這一重要任務，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靠制度防範。首先要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引導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堅定理想信念、提高黨性修養、追求高尚道德、增強廉潔意識，不斷夯實拒腐防變的思想基礎；同時要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全方位紮緊制度籠子，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特別要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只有教育與制度同時發力，才能把從嚴治黨各項要求落到實處，永葆黨的肌體健康和隊伍純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