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牢牢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牢牢把握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戰略、新的舉措，繼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

　　重視形勢分析，對形勢作出科學判斷，是爲制定方針、描繪藍圖提供依據。從經濟形勢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對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作出了仍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又面臨“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不僅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國家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實現經濟穩中向好提供了基礎，而且在政府與市場關係、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基礎性制度層面作出了重大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我們既要看到成績和機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難和挑戰，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帶來的風險，從最壞處着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面臨挑戰

　　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保持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從貧困狀態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目前面臨穿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戰略機遇期。當代世界70個左右的高收入國家自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平均用了12～13年時間，我國人均GDP水平2010年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上中等收入起點，若按一般發展史經驗，預計2022年前後有望跨越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期，也是中國經濟問題長期累積的風險期：

　　第一，過去高速增長依賴的基礎發生了重大拐點性變化，決定了中國經濟必將告別高速增長階段，步入增速換擋期。例如各類改革開始步入深水區，一些機制體制性問題已嚴重製約資源配置的效率，前一時期的改革紅利逐步耗竭；適齡勞動力人口已達到頂點，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增長速度開始大幅度回落，人口紅利開始逆轉；伴隨經濟發展和市場約束力度增大，經濟短缺逐漸讓位於產能過剩，需求側的市場紅利根本逆轉；第三產業比重已超過第二產業比重，工業化紅利開始步入遞減區域；包括勞動力、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技術進步等在內的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供給側的發展紅利逐漸減弱；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對外貿易從以往兩位數的增長下降至負增長，經濟全球化紅利在全球經濟衰退中已經消失。

　　第二，在增長速度下降的同時，過去30多年粗放式增長所積累的各種深層次不合理的結構性問題全面凸顯，中國經濟步入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例如，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需衰退直接導致外需與內需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凸顯；能源價格的大幅度下降直接導致能源依賴型產業和區域出現崩塌；消費升級加劇了粗放式發展所導致的產品供給質量不足和供給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產能過剩導致大量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績效嚴重惡化，殭屍企業嚴重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

　　第三，由於對上述趨勢性和結構性變化沒有準確的認識，片面的“穩增長”使得各級政府採取“強刺激”，通過超量的貨幣發行和信貸擴張來擴大各類投資，以此來簡單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缺口，其結果是各類結構性問題進一步惡化，債務高企、風險上揚、資金空轉、增長乏力等現象進一步加劇。面對雙重風險並存的新失衡，需求管理的侷限凸顯，退出全面反危機政策軌道之後的成本消化壓力巨大。

　　困境中實現穩中求進

　　面對國內外錯綜複雜的經濟形勢，黨中央、國務院迎難而上，不僅通過全面啓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對“三期疊加”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而且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釋放了長期的經濟活力。近5年來，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引領下，我國經濟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通過提質增效實現了穩中求進。從總量增長看，穩增長的同時兼顧了對經濟下行和通貨膨脹雙重風險的防範；從對短期失衡的控制看，牢牢守住了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重底線；從近期與長期增長的協調上看，適度增長與結構轉變相互銜接；從宏觀調控方式上看，總需求管理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從發展與改革的統一上看，以改革開放的深化推動生產力的解放，全面體現着穩中求進的總基調。

　　縱觀世界各國，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經濟無疑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6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爲7.2%，這一數值遠高於世界經濟同期2.5%的平均水平，也高於發展中經濟體4.0%的平均水平。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逐年提升，穩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人均水平也在穩步提高。201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在經濟面臨“三期疊加”、國際局勢動盪複雜的情形下，這些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和改革的深入推進密切相關。

　　第一，多方面改革穩步推進，“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四樑八柱”已經形成。十八大以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成爲資源配置的共識。爲了推進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中央政府圍繞兩個方面的內容做了大量的改革：一方面，通過放權、確權等改革方式明晰產權主體，爲市場配置資源奠定微觀主體基礎。例如，中央政府持續向市場和社會放權，國務院已分9批審議通過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共618項，清理453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分3批取消320項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清單，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目錄清單分3批精簡了85%等；穩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目前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整省試點已經達到22個，2017年將擴大到28個，近300個縣級行政區開展了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等“兩權”試點；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全面提速，中央企業各級子企業公司制改制面超過92%，省級國資委監管企業的改制面超過90%。這些舉措使得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更加龐大、產權更爲明確、權利更加清晰，市場決定性作用有了微觀基石。另一方面，通過價格市場化改革，市場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強。例如，十八大以來，中央、地方具體定價項目分別減少80%和55%，水、電、天然氣、糧食、醫療、交通、經營服務性收費七大領域的價格改革正在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推進，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措施進一步完善。這些改革使得市場經濟的核心指標——價格在引導資源配置中起到了更爲重要的作用。這些基礎性改革預示着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四樑八柱”已逐步形成。

　　第二，民生問題持續改善，改革成果惠及大衆。在既有的激勵機制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重建設、輕民生”的導向。十八大以來，這一偏向得到了高度的關注和糾正，民生問題得到了持續改善，改革果實惠及更大多數人羣，尤其是廣大羣衆的生活得到了實質性改變。2013年至2016年，城鎮新增就業連續4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居民消費價格年均上漲僅爲2.0%，調查失業率只有5%左右。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高於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佔消費支出的比重持續上升，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極大豐富。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擴大，社保體系基本建成。尤其是“精準扶貧”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從2013年到2016年4年間，我國累計脫貧5564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末的10.2%降到2016年末的4.5%，貧困地區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阻斷了貧困的代際傳遞，讓老百姓徹底拔掉窮根，增強造血功能。

　　第三，結構轉換平穩過渡，創新創業持續穩步推進。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依賴於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創新型國家的構建。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產業升級與創新創業。2013年至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8.0%，2016年服務業比重提升至51.6%，成爲第一大產業，而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也遠高於傳統產業。在結構平穩轉型的同時，創新創業體制改革成效顯著。據統計，我國已成爲全球第二大研發投入大國和第二大知識產出大國，全社會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爲2.08%，發明專利申請量居世界第一，有效發明專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自2014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以來，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超過1萬家，2016年全國新設企業552.8萬戶，到2016年年底，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實有3.1億人，新增市場主體“井噴式”增長，“雙創”事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其效益已初步顯現。

　　第四，在對外開放中強化中國的話語權和領導力，爲世界經濟金融危機提供中國方案和智慧。十八大以來，全球經濟動盪不安，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擡頭。在此背景下，我國不僅堅持了改革開放，進一步設立了自由貿易區，而且通過“一帶一路”等爲世界經濟金融危機提供了中國方案，在國際上堅持並推動自由貿易的發展，獲得了普遍的讚譽。十八大以來，自由貿易區作爲對外開放的新窗口，成爲經濟的新增長點。上海、廣東、天津和福建四大自貿區以十萬分之五的國土面積吸引了全國十分之一的外資，其稅收收入、高端製造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特色金融、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的增速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成爲我國經濟新的增長極。隨着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7個自貿試驗區新近獲批，全國的自貿試驗區已達11個，將成爲我國未來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獲得了世界範圍內的認可，截至2016年末，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立初具規模的境外經貿合作區56個，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一批重大工程和國際產能合作項目落地，高鐵、核電“走出去”邁出堅實步伐。與之相伴的是，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領導力不斷提升，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峯會、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峯會、博鰲亞洲論壇等國際高規格論壇上，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獲得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讚譽和認可。

　　總的來看，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歷年改革任務完成情況良好，有的已基本完成，有的已出臺方案，有的正在開展試點，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的良好態勢，爲化解短期風險、推進長期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成就來源於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開放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打破既有條條框框的束縛，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才能真正推動經濟的健康發展。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改革舉措，既是對我國改革開放的堅守，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新發展。從大的方面來看，這一時期的經濟改革之所以成績斐然，主要是基於以下原因：

　　“兩個一百年”目標有效地凝聚了人心，爲中國改革注入了強大動力。實現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心願。從大的歷史邏輯來看，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是歷代先賢的共同設想，而共同富裕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中國共產黨作爲當代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實現小康社會和共同富裕是其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在經歷了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已經具備了實現小康社會的基礎。而從東西方的對比來看，中國歷史上曾長期處於世界的中心，但近代以來，東西方出現了“大分流”，在西方世界崛起的同時，中國逐漸進入一種落後捱打的局面，尋求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所有中華民族子孫的共同願望，也是中國共產黨孜孜以求的目標。十八大以後，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將“兩個一百年”作爲中國人民的奮鬥目標，不僅凝聚了人心，也爲人民的艱苦奮鬥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源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爲實施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改革果實漸趨豐滿。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後，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結構性失衡，特別是供給側的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國際收支結構失衡等亟待緩解，這一特徵決定了我國經濟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係的動態均衡。十八大以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引領下，我們不斷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有效破解產能過剩難題，逐步消除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市場進入壁壘。這些改革舉措有效地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催生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進而提高了潛在經濟增長率。

　　基本制度的不斷完善是改革成就的根本保障。改革的成就固然與短期的經濟政策有關，但更爲重要的是基礎制度的不斷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在一系列治國理政舉措當中，對於經濟社會運行的基礎性制度進行了頂層設計與深度改革，保證了“私權賦予”與“公權約束”，從而爲“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掃清了障礙。一方面，“私權”被有效賦權和保護。例如，對農村土地進行了確權，賦予農民權利，在現有各類法律保障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通過編撰民法典對產權進行保護。另一方面，“公權”被有效約束。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中，通過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系列文件和講話精神，以及反腐敗領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使得公權力被關在了制度的籠子裏。全面從嚴治黨和依法治國爲我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結合提供了制度基礎，實現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以“四個全面”總佈局破解新的發展難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不僅在經濟改革方面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保證了穩中向好的態勢，而且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通過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深入推進，切實提升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實現了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貫徹了新發展理念，保證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總體而言，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經濟持續增長具有良好的支撐基礎和條件，經濟結構呈現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

　　當然，也必須看到，儘管我國經濟保持了高水平的發展，但當前國內外的經濟政治形勢多變，經濟增長依然蘊含着多重風險。從短期來看，資產泡沫問題依然顯著、局部風險不斷擴大、債務的結構性風險日益突出，有侵蝕經濟基礎的可能，處理不好可能引發風險擴散，這也說明穩中向好的基礎尚不牢固，依然有待加強。從長期來看，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解決，民間投資增長下滑壓力仍然存在，結構轉型壓力依然較大，創新能力亟待提升……因此，我國經濟可能呈現出“短期穩中向好”和“長期結構問題”並行的情景。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斷破除改革進程中的種種壁壘和障礙，總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教訓。要認識到，無論是所謂“拉美漩渦”“東亞泡沫”，還是“西亞北非危機”，共同點都在於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面對變化的條件所帶來的新挑戰，未能以新的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從而難以有效形成發展中的公平與效率，導致社會既不穩定，發展也不具可持續性。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創新滯後，在經濟制度上未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市場失靈的同時政府失靈；在政治制度上未能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市場主體的私權不被保護，政府官員的公權不受規範，導致權錢交易的“尋租”現象普遍，既無公正又無效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通過“四個全面”總體佈局，不僅堅定了全面實現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而且在經濟、法治、政治等多方面的制度創新上做出佈局，爲未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破解新時期新階段的發展難題，必須始終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國內和國際等的結合上進行思考，從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上來思考，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局出發進行思考，得出正確結論。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要求，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