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新成就。作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十八大以來的央企呈現『實力更強、結構更優、貢獻更大』等新變化。目前,央企資產總額超過53萬億元人民幣,五年將近翻一番,利潤總額比上一個五年增長百分之30%多,在許多重點領域都有新突破。

　　11月22日，由中央網信辦網絡新聞信息傳播局、國務院國資委宣傳局、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聯合組織開展的『十九大精神走進央企——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網絡主題活動第五站走進廣東，20家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和主要商業網站深入走訪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招商局集團、中廣核，了解企業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保障國計民生的生動實踐。

　　如何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十九大』後央企如何創新？國企改革如何發力？光明網以下刊發第一篇專家約稿文章以饗讀者。

　　中央企業在我國創新體系中發揮戰略支柱作用

　　中央企業，作為大國重器，雖然數量僅有100餘家，但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我們可以用以下數據來佐證習總書記的這一科學論斷。

　　首先，中央企業在國有經濟中佔據半壁江山。根據財政部統計，截至2016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到69.5萬億元，佔全部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的52.8%；總營業收入達27.7萬億元，佔全部國有企業的60.3%；中央企業利潤1.5萬億元，佔到全部國有企業的65.9%。其次，從影響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基礎產品和服務角度而言，大多數的供給均是中央企業提供的。比如，我國90%以上的原油、天然氣都是由中央企業生產的；在發電領域，中央企業在發電領域的裝機總量佔全國的60%，火電、水電、核電、風電的佔比分別高達為59%、54%、100%、73%；在通信領域，基礎電信服務和大多數增值服務也都是由中央企業提供的。

　　中央企業不僅貢獻了大量的產品與服務，而且在科技創新方面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央企業科研積累雄厚，具有豐富的創新資源和資金實力，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我們可以從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兩個方面來說明中央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從創新投入上說，央企研發投入近年來年均增長超過20%，2016年研發投入超過了3800億元，研發投入超過全國研發投入總額的四分之一。中央企業的國家級研發機構、重點實驗室都佔全國總量的50%左右，研發人員、工程院院士均佔全國的20%以上。61家中央企業參加了創新型企業試點工作，55家正式命名為創新型企業。目前建立的146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中，中央企業牽頭或參與組建的高達80%。

　　其次，從創新產出上說，中央企業更是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發明專利通常被認為是度量企業創新能力、創新成就的最重要指標。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統計數據，2016年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內(不含港澳臺)企業依次為：國家電網公司(4146件)、華為技術有限公司(2690件)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555件)、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1587件)、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228件)、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27件)、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871件)、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867件)、聯想(北京)有限公司(763件)、上海華虹宏力半導體制造有限公司(721件)。可以看出，在十大專利授權企業中，有三名是中央企業，國家電網公司更是高居榜首。

　　從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上看，我國近年來在航空航天、交通運輸、通信、能源、生物、環保、醫藥等關鍵領域的絕大多數重大技術突破，都與央企的積極參與密不可分，特別是在載人航天、北斗系統、特高壓電網、大飛機、蛟龍號載人深潛、西氣東輸等領域和重大項目的技術創新中，央企都發揮了主導作用。在國家科技獎勵中，2014年度中央企業獲得科技獎項96項，佔獲獎總數的35.3%；2015年度中央企業獲得科技獎項86項，佔獲獎總數的34%；在201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中，40家央企獲得79個獎項，佔獲獎項目總數的1/3。

　　新時代中央企業科技創新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社會建設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從辯證的角度看，矛盾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機遇。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在這個新時代，需要的是企業及時進行調整，根據消費需求的變化，提供更加優質、個性化的產品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必須要大力推動科技創新，通過創新來解決發展中的矛盾。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國中央企業在創新方面將迎來新的機遇。首先，中央企業在創新投入將繼續得到穩定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中央企業所進行的創新通常具有基礎性、行業共性技術特征，需要持續、高強度的研發投入。中央企業由於其在創新上的戰略地位及其公益屬性，在獲得平穩、持續創新投入資金方面具有其他所有制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與此同時，自2009年始，我國對於中央企業領導人的考核嵌入了更多的創新要求，亦將有利於中央企業加大創新投入、提昇創新資金使用效率。

　　其次，不斷擴大的市場有利於稀釋中央企業巨額的研發投入，以發揮創新的規模效應。中國企業的創新具有典型的市場優勢，不僅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而且隨著『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實施，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逐漸形成，我國企業面臨的世界市場亦不斷擴展。中央企業由於其自身持續的規模經營，不斷擴大的市場將對其發展壯大產生更顯著的助推作用，並進一步上溯至其創新投入、創新擴散，由此提昇創新引導能力。

　　第三，科技的復雜化、高端化發展為中央企業進行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現代技術的發展特征在於更加注重對接基礎研究、進行跨領域、跨平臺的知識整合，進而實現顛覆式創新。中央企業在創新知識儲備、創新人力、創新組織機構設置方面能夠與顛覆式創新模式實現高效耦合。中央企業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支橕、高素質勞動者隊伍、正式的創新機構設置，在進行跨組織的聯合攻關方面亦具有成熟經驗，能夠適應於新時代的創新要求。

　　新時代中央企業科技創新面臨新挑戰

　　新時代我國中央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既存在著歷史機遇，亦面臨著嚴峻挑戰。

　　首先，央企由於規模龐大，在創新方面可能面臨非效率的乾擾。龐大的體量在給中央企業帶來創新規模經濟的同時，亦可能受到『大企業病』的乾擾。創新過程中委托-代理鏈條的延展會影響創新決策的精准制定，層級的增多亦會降低創新信息的有效傳達，對創新效率帶來負向衝擊。

　　其次，中央企業在創新激勵機制與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還面臨現實挑戰。央企的創新激勵模式體現為精神激勵與物質激勵並重。如何平衡精神激勵與物質激勵，讓中央企業員工在創新過程中既有適宜的物質獲得感，同時享受到創新的精神樂趣，構成央企創新中的核心命題。與此同時，中央企業的知識產權置於國有資產管理框架中，企業在知識產權技術許可、轉讓、入股、技術實施方面還面臨著較為繁瑣的審批流程，不利於對市場做出靈敏反應。

　　此外，中央企業在走出國門的過程中將面臨知識產權制度的適應問題。現代企業的競爭突出地表現為創新競爭，進一步體現為知識產權布局的競爭。雖然中央企業在國內的專利申請活躍，但與歐美巨型的跨國企業相比，我國央企的國際專利布局還有略顯稚嫩，專利戰略還有待深化。在新時期下，中央企業順應『一帶一路』戰略引領，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扮演著先行軍角色，對於東道國經濟、政治、文化，尤其知識產權制度環境存在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保護核心技術並獲得創新收益，還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新時代中央企業科技創新的路徑選擇

　　隨著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新時代下中央企業應采取最優的科技創新路徑，以充分抓住創新發展機遇，直面創新過程中的挑戰。這一最優路徑至少應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

　　首先，順應技術潮流和市場要求，搭建和利用企業聯盟，實現創新方面的優勢互補。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出現，正在而且將持續顛覆傳統的消費方式、生產方式與管理方式。在數字經濟中，消費者對產品的功能與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柔性生產、定制化的趨勢不斷加強，產品的更新換代不斷加速，這對創新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企業科技實力雄厚，進行重大先導性、基礎性創新有優勢，但是這類創新活動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導致中央企業對市場變化反應比較遲鈍；而科技型創新企業往往機制靈活，創新速度相對更快，技術開發更注重時效性與實用性。

　　因此，中央企業要充分加強與科技型企業，特別是互聯網企業的合作，構建緊密的企業聯盟，一方面充分發揮中央企業的創新引領作用，另一方面充分發揮科技型創新企業的速度優勢，實現優勢互補。

　　其次，加強央企與高校、科研院所的內在關聯，增強基礎研究知識的互動。央企作為與基礎研究最近的企業群體，需要充分發揮其正外部功能。這要求央企在創新過程中加強對生產實踐中遇到問題的理論提煉能力，以將研究需求向作為合作方的高校、科研院所准確反饋；同時需要其加強自身的理論研究，增強對於高校、科研院所創新知識的理解與吸收能力，並嘗試將這些創新知識用於解決行業共性技術問題，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在擴大技術外溢方面，央企可以通過組織建立產學研創新聯盟、搭建『協作、共用、共利』的技術創新研發平臺等方式，實現企業、科研機構、高校、中介服務機構及政府間創新資源的共享。

　　此外是深化內部創新機制改革，積極應對外部創新風險。中央企業在創新過程中可以更多地嵌入組織創新，即采取新的組織管理方式，包括經營模式、組織結構或外部關系等維度的創新，以理順企業內部的創新激勵機制。同時，對中央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制度進行改進，以提昇知識產權運營效率。國際市場利用方面，中央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對被投資國的知識產權制度進行系統研判，進行積極的知識產權布局，以防范知識產權風險，實現對核心技術的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