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立足新方位，面對新矛盾，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近日，我們邀請4位專家共同解讀今年中國經濟怎麼看、怎麼乾。
怎麼看2018年的高質量發展？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怎麼看2018年的高質量發展？
潘建成：高質量發展階段內涵非常豐富，重點是把握與過去近40年高速發展階段的對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高速發展也伴隨著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收入差距擴大，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不高，受制於全球經濟環境變化的因素增多，經濟風險不斷積聚，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凸顯。這樣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
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發展，意味著依靠產品質量和品牌而不是低廉的人工成本和資源價格來開展競爭，意味著勞動生產率、資本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昇，意味著經濟內生動力、創新動力的增強，意味著金融與實體經濟更緊密的融合，意味著風險防控能力的提高，意味著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度不斷完善。
劉尚希：高質量發展涉及三個方面：物的質量——商品服務等供給的高質量；人的高質量——人口、勞動力素質，勞動者技能的提昇；環境的高質量——生產生活所處環境的改善。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內涵是結構昇級，是結構的高階化。這個結構，不僅是經濟結構，還包括區域、分配等發展結構的優化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表明我們的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階段。追求高質量發展與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一脈相承。
如何激發民間投資積極性？
記者：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下滑，特別是民間投資積極性仍不夠高。2018年，如何激發民間投資以及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潘建成：2017年投資增速回落是正常的，這一定程度上正是結構調整取得成效的體現，其中1—11月民間投資增速為5.7%，一年中雖增速有所回落，但仍比2016年同期加快2.6個百分點。采礦業民間投資大幅下降近20個百分點，鋼鐵、有色金屬等資源密集型產業也出現明顯下降，但IT設備投資增速高達27.5%，衛生和社會工作投資增速高達24.8%，文化、體育、娛樂業投資增速也達到14.8%，表明消費結構昇級和產業結構昇級對民間投資的積極影響。
激發民營企業活力，重在進一步落實產權保護政策，完善企業經營環境，弘揚企業家精神。從根本上說，這是主動夯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微觀基礎，而不是被動應對數量上表現出的投資增速回落。
劉尚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是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反映了市場主體活力不足。國企改革取得更多突破，能為民間投資提供更大市場空間。今年工作重點首先要以產權為基礎、以資本為紐帶，抓國資、國企改革，大力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
發展國有經濟，重點要放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上。從國有企業轉到國有資本，是國有經濟微觀基礎的重大變化，分清產權和所有權，為國有資本更靈活地配置創造條件，為國企改革創造條件，增強了國有經濟的包容性、開放性，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可以相互融合，民間投資有更大天地，也使大量國有資本存量資產得以盤活。
防控金融風險為何是重點？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這是否意味著金融形勢趨於嚴峻？防風險該抓哪些『牛鼻子』？
高培勇：從國內看，當前金融風險與財政領域的風險交織。財政領域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就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近些年，在拉動GDP和『出政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地方長期積累形成了龐大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一些地方違法違規舉債、違規擔保屢禁不止，這些違法違規債務，很多是向銀行舉借的。一旦處置稍有不慎，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因此，防范金融風險，必須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通過供給側改革，控制財政風險的源頭，疏解和釋放風險壓力。在有效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的同時，還要全面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打好防范化解財政風險的基礎。
趙昌文：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首先是因為近年來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金融業淨利潤遠高於制造業，導致創新要素『脫實向虛』，互聯網金融熱、資本運作熱、就業金融熱較明顯，不利於創新驅動實體經濟轉型昇級。
其次，宏觀杠杆率快速上昇。金融創新泛濫，過度金融化、資金空轉現象較突出，金融風險日漸積聚，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安全基礎受到一定威脅。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無論是金融與實體經濟報酬結構嚴重失衡，還是宏觀杠杆率快速上昇以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強，都充分說明金融業強勁的虹吸效應會大大削弱實體經濟發展根基，必須加以高度重視。
要著力解決『脫實向虛』問題，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再平衡。除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還要積極推動金融業薪酬激勵機制改革。
劉尚希：越是高質量的發展，越要防范重大風險，保持穩中求進。社會分工越發達，彼此依賴性越強，『風險網』上任何一個點發生風險，會傳導、引致更多風險。目前，很多創新是顛覆性的，又有『無界』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特別要防范化解『對風險管控不當』引發的新風險。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風險分層』，並明確自身的定位。現在，解決一些宏觀審慎監管難以落地的問題，需要監管機構對『風險』進行科學分層，公共風險由政府管控，而個體風險需要由市場自己消化。未來，監管部門應重在監測，謹慎出手，多用市場手段實現優勝劣汰。這要求相關部門切實提昇監管能力和水平，同時加快建立與新的風險形勢相適應的金融監管體制。
哪些基礎性改革最值得關注？
記者：2018年，在基礎性關鍵領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劉尚希：通過完善產權制度來推動國企改革，要完善一些基礎性工作，比如，在國有產權向民營資本出讓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市場化機制，實現平等交易？如何保護民企形成新的產權？對國有資源使用權、土地開發權、經營權和轉讓權，如何有效保護？這些都是重大課題。目前有《物權法》，但相關法律法規不配套，亟待完善。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增強市場產權交易的可預期性。
潘建成：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地方黨政領導政績考核制度的改革。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動作。過去多年經濟呈現的快速增長，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關聯密切，而粗放模式帶來的弊端，也與對地方黨政領導政績考核中偏重GDP等數量指標、忽視發展效率和資源環境保護等質量指標有關。考核從數量轉向質量，指揮棒的方向發生大變化，指向了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防治污染與穩增長能否平衡？
記者：生態文明建設穩步推進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大亮點，也是2018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但是這兩年，防污治污與企業運行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之間，出現了不小的衝突。如何在高質量發展這條道路上把握好二者的平衡點？
趙昌文：首先要明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問題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新時代、新階段，企業面對的環保要求比過去提高了，不能延續老觀念、按照舊標准做事，地方政府也不能繼續以速度與規模至上，搞差異化監管甚至出現監管套利的情況。另一方面，環保標准不能超越發展階段，一定要在提高標准、提昇技改水平、加強管理的過程中，平衡好各方面關系，不能操之過急，注意循序漸進，比如明顯落後的地條鋼企業一定要淘汰，但有些企業按照過去的標准是合格的，要給這些企業一定的時間，限期改造達標。
潘建成：有些地區部分產業受到較大影響，尤其是一些環保壓力較大的中小企業困難加劇，是綠色發展中的陣痛。好比吃藥會有副作用，但不能有副作用就不吃藥，那樣就沒辦法根治主要的疾病。綠色發展必須要堅持，但在污染治理中，要注意使用法治手段和市場手段，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避免因治理方式過於簡單甚至粗暴導致出現一些民生問題。
劉尚希：科學的推進方法很關鍵。有關部門既要及時、定期發布環保要求，明確各項指標，引導預期，也要給企業留出消化環保成本的時間，不能搞運動式、人為造成經濟波動。一開始就要做好頂層設計、科學論證。
經濟發展面臨哪些不確定性？
記者：2018年，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有哪些？面對那些『黑天鵝』與『灰犀牛』，如何實現穩中有進？
趙昌文：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企業預期逐漸向好，市場信心不斷增強，金融風險有序化解。不過，經濟運行仍面臨下行壓力，內生增長動力還不夠強，金融領域『灰犀牛』風險依然存在。縱觀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靠技術進步和制度革新的雙輪驅動。後發優勢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構成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昇級源源不斷的動力。同時，需要依靠改革，使後發優勢蘊含的潛力得以釋放。
潘建成：我認為，主要不確定性有四方面：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存在不確定因素，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趨勢有可能抬頭。
二是風險防控尤其是金融風險防控，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流動性的變化。
三是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持續較大幅度上昇對2017年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推動利潤快速增長，促進企業庫存的正向調整，降低了企業杠杆率，增強了企業信心等。2018年PPI上昇動力趨於減弱，而上游價格上漲對下游的壓力趨於上昇。
四是污染防治持續加碼，可能對相關產業和部分過於依賴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地區進一步產生壓力。
面對這些不確定性和挑戰，首先要看到，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同時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正常、健康的，是符合預期的，在合理范圍之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高質量生產生活方式理念逐漸形成，我們承受經濟下行的容忍度在提昇。
要堅持久久為功的長跑思維，改變對經濟增速變化過度敏感的習慣，認識到今天就業『穩』的基礎比過去更牢固，質量『進』的要求比過去更明確，將目光真正從數量、速度轉向質量、效益，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在十九大之後的開局之年為高質量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劉尚希：一些改革政策沒有真正落地生根，有可能成為新的不確定性風險來源。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是防范『黑天鵝』的最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