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發展歷程和分析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把追求和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今後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如何通過供給側結構改革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是2018年經濟工作的重心。
一、提高經濟運行質量是當前面臨的首要問題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勞動力、土地、資本和技術創新都曾經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依據主要依賴要素投入還是技術進步，可以把經濟發展戰略劃分為要素驅動和創新驅動兩種類型。要素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立足於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所產生的『要素租金』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而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則立足於先發優勢和競爭優勢，強調依靠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創新租金』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究竟哪種經濟發展戰略能夠帶來經濟快速增長，使經濟發展呈現出報酬遞增效應，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是取決於特定條件下可獲得和利用的驅動因素是什麼，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和制度安排的適應性和有效性。隨著外部環境的改變，尤其是可獲得和利用的驅動因素及其相應租金的耗散，發現和創造新的驅動因素，制定和實施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不僅僅涉及驅動因素的變化，而且涉及實現機制的形成及其組織和制度變革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立足於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充分利用有利於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和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依賴要素投入和外源型技術進步，中國經濟實現了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成長為『世界工廠』和第二大經濟體，被譽為『中國奇跡』。隨著國際和國內市場條件的新變化、要素成本的上漲和資源環境約束的加強，要素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局限性開始顯現。首先，過度依賴要素投入驅動經濟增長，尤其在包括人口和土地紅利在內的『要素租金』枯竭的條件下，經濟面臨報酬遞減和資源環境約束的瓶頸；其次，由於過度依賴外源型技術的引進和吸收，在國際競爭中，中國企業和產業僅僅擁有比較優勢，長期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第三，在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逐漸喪失的條件下，如果不能通過科技創新獲取先發優勢和實現從外源型技術向內源型技術的轉變，中國經濟將可能步入發展困境；最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環境壓力日益加大，尤其是環境污染已經影響到廣大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的提昇。
2012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下滑表明，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進行了科學的概括。其中，追求更高質量和更高效益的經濟增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主題。
更高質量和更高效益的經濟增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產品從低端向高端的昇級；二是指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三是指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其中動力機制的轉換是根本，如果仍然延續前期工業化階段的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實現經濟發展的高質量和高效益。
如何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型，是實現經濟高質量和效益發展的基石。與要素驅動發展戰略不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立足於先發優勢和競爭優勢，依賴科技創新推動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二、提昇有效科技供給能力
與前期主要依賴比較優勢不同，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於科技創新帶來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和從技術引進到自主創新的轉變，不僅僅涉及技術和企業，而且涉及組織、制度和政策設計因素，是一場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革過程。
經濟高質量和效益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是自主創新能力的提昇和有效科技供給的增加。國際經驗表明，在工業化的第三階段，通過自主創新和有效科技供給能力的提昇，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我國將湧現出一批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型企業，同時催生包括科技研發、設計服務和科技金融在內的生產型服務業發展，促進城市功能及空間結構的新變革。
從近五年來的發展實際看，經濟轉型昇級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發生和發展的交融和共生，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從某種意義上說，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按照中國邏輯發生和發展。『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戰略的制定和實施，都充分體現了兩者相互交融和共生的趨勢。
新技術經濟范式發源於基於基礎研究的通用技術的突破和產業化。歷次工業革命的通用技術被稱為『關鍵生產要素』，同時具備生產成本持續下降、供給能力無限和運用前景廣泛三個方面特征。圍繞著『關鍵生產要素』的開發和應用，通用技術與其他技術的新組合產生技術群落。技術群落與經濟和社會的融合，不僅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且帶動現有產業昇級，進而推動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和社會變革。
在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科技與經濟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高度互動的。科技與經濟和社會的融合不僅表現在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過程，而且表現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為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提供了強大動力。因而，科技與經濟和社會之間的正反饋，是不斷提昇科技供給能力和實現創新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和機制。
一種創新技術能否發展為新經濟、新產業，實現與經濟社會的融合，不僅取決於該技術與其他技術之間的競爭，而且取決於能否適應市場、組織和制度環境，類似於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闡述的物種與環境相互適應現象，因此我們將創新科技與經濟社會融合過程比喻為創新的『達爾文海』。
創新的『達爾文海』現象首先表現在基礎研究階段，即基礎研究技術路徑選擇的多樣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許多科學技術在基礎研究階段就可能面臨被淘汰的風險。其次表現在產品開發階段，在不同技術路徑的競爭中，新技術和新產品同樣面臨被淘汰的可能。第三，即使進入產業化階段，市場不確定性成為影響產品能否勝出的關鍵。在許多情況下，可能因為市場壟斷力量的存在，更高效率的新興技術面臨被『淘汰』的命運。第四，對於科技工作者的創新型創業活動，『達爾文海』同樣存在。因為，與企業家相比，科學家是一種更加專業的職業。企業家則需要具備更為廣泛的市場機會識別、團隊管理建設和資源整合的能力。
創新的『達爾文海』現象揭示出，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的融合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經濟和社會變革過程，不僅是科技和產業界的問題，而且涉及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市場規則的制定、政治家的智慧和大國之間的力量博弈。
三、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
無論從發達國家還是國內先進城市發展的經驗看，突破『達爾文海』和提昇科技供給能力的關鍵是構建包括政府、大學、科研院所、企業和中介組織在內的多元創新主體相互聯系和互動的創新生態系統。
在創新生態系統中，棲息著三大群落：基礎研究、產品開發和技術應用。其中，依托長遠戰略眼光，基礎研究群落負責創造新知識和提出新概念，開發群落則著重於推動產品和服務的開發，應用群落則把驗證的技術和產品擴散到相關產業和散布到全世界。創新生態系統概念的提出認識到技術創新是一個非線性的過程，是多元創新主體相互聯系和作用、共生共榮的結果。多元創新主體圍繞技術集成、產品研發和產業鏈形成多種多樣的合作，任何局部鏈條和環節都關系著整個系統的運行和績效。
與創新體系概念不同，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更加強調利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推動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創新主體之間的互動，實現基礎研究到產品研發再到規模生產的自我組織以實現報酬遞增。政府的作用不僅表現為增進和彌補市場，而且表現為能夠集政治家和科技戰略家的智慧提高科技治理體系的頂層設計能力。
同時，創新生態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性的，任何一個創新都是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下內生的。在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過程中，只能立足於自身的實際學習、借鑒和創建，而不能簡單移植和模仿。
2012年以來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我國的經濟轉型和昇級已經到了攻關期。圍繞增加有效科技供給提昇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實現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和增長動能的轉換，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主戰場。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我國經濟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變，繼『世界工廠』之後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經濟強國。
(作者為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