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周偉思，1952年生。曾當過知青、工人。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1984年，采訪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撰寫報告文學《而立之年》。2014年退休。

　　采 訪 組：本報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采訪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采訪組：周偉思同志，您好！1984年，您在《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期間，采訪習近平同志並撰寫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間真抓實乾、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報告文學——《而立之年》。請您講講采訪的起因，以及到正定後與他初次見面的情況。

　　周偉思：1982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河北團省委，繼而到《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領導看了我在上學期間發表過的一些作品，讓我跨過實習階段直接做主力記者，把很多重大采訪任務交給我。時間不長，還讓我當了一編室主任。這個編輯室主要負責正面典型、先進事跡及重大活動的采編。

　　1984年春節期間，老鄉同學中有兩人跟我提到習近平。他們說正定縣有個年輕的縣委書記，從北京來的，很能乾，很有闖勁，並建議我去采訪他。

　　第三個跟我提到習近平的，是我在趙縣插隊時的知青辦主任李遵英，他當時在石家莊地委宣傳部工作。他說：“我給你推薦一個人，正定縣的書記習近平，你應該去寫寫他。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層的，他來了以後，正定有很多新變化、新氣象。”

　　到雜志社工作以來，不斷有人給我推薦采訪線索。但幾個人不約而同地推薦同一個采訪對象，這還是我從未遇到過的。

　　我不由得對此人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當時，與南方沿海地區相比，河北的改革氛圍可以說較為沈悶。各級乾部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與河北所處的“直隸”地理位置並不匹配，人們思想解放的意識明顯不足。在這樣的大背景中，習近平這位縣委書記能夠帶領正定縣領導班子大刀闊斧搞改革，顯然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於是，我就請李遵英幫我聯系一下正定方面。

　　3月中旬，李遵英打電話說：“偉思，已經聯系好習近平了。他確實很忙，但還是同意你采訪。找個合適的時間我陪你過去。”

　　3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們倆到了正定縣委辦公室。兩位同志和我聊了一會兒，習近平就過來了，我們握手問好之後，他說：“我正在開會，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兩點我過去，咱們再聊。”

　　下午兩點，習近平准時到我房間來，他開門見山地說：“我來正定兩年，沒做多少事情。你既然來了，咱們還是交流一下。你覺得有意義就繼續，如果價值不大，就當聊聊天吧。”

　　習近平這番話，給我的感覺是這個人很隨和，說話也實在，這樣采訪起來就比較輕松。

　　交談中，我們作為同齡人，很快就找到了許多共同點。

　　我比習近平大6個月，都剛過而立之年，同一年上的初中，都是“老初一”；都有知青經歷；他插隊7年，我下鄉乾農活5年，時間也不短；他是最後一個離開梁家河的，我在湖北那個村子，也是知青中最後一個走的。

　　後來，我們甚至還發現有共同的朋友。

　　就這樣，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自然而然地，我們倆已經不像是采訪與被采訪的關系，而是像朋友一樣在隨意漫談了。

　　我雖然預先擬了采訪提綱，但寫什麼、怎麼寫，事先並沒有一個明確想法。其實，我首先是想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這位主動申請從京城下基層的年輕人，跟大家傳說中的是一回事麼？

　　那天下午，我們說起各自插隊時經歷過的一些事情。我們下鄉分別在北方和南方的農村，雖然地理環境不同，但對農業、農村、農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

　　我原來覺得自己的下鄉生活夠苦的了，沒想到他在陝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還要艱苦得多。

　　采訪組：你們聊的時候，習近平同志有沒有談到他當時為什麼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地方來工作？他主動做出這個轉變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周偉思：這是我問習近平的第一個問題。我說，你從清華畢業，穿上軍裝，到軍委辦公廳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點上，應該說前途無量，這些簡直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可你為什麼放棄這麼好的條件，主動申請到一個小縣城做基層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麼？

　　按照那個時代的語言特點，人們可能會回答“為了深入基層鍛煉”“更直接地為人民服務”等等。但他並沒有說那些絕對正確、隨口就來的套話。

　　習近平對我說，他回到北京後，在清華上學期間也好，到軍辦工作後也好，節假日偶爾會參加一些同學、朋友的聚會。這些聚會，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當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發小和同學基本都是高乾子弟。“文革”結束，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昇遷後，他們也陸續從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條件一下躍昇回來。這樣，許多人對自己在運動中、在插隊時所遭受的“苦難”，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種“補償心理”。不少人這樣想：我本不該受那麼多罪，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彌補的機會，應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就會有意無意地注重物質享受，安於現狀。

　　對於這類現象，習近平開始倒沒覺得什麼，也還能理解這樣的心理變化。但時間稍長，這種氛圍讓他心裡越來越不是滋味，他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我們這代人就應該用這樣的方式補回失去的青春嗎？

　　7年的插隊生活，使他忘不了農民的艱辛和農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從此生活優越，工作穩定，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內心深處始終牽掛著遠方貧困的溝壑與山嶺。

　　習近平覺得，如果我們一直在北京生活，沒有多年的農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還算說得過去。既然親身經歷讓我們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國家還那麼貧困，我們如果還這樣麻木不仁，那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此外，他還講了一個內心深層的動因，就是基於他對“文革”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革”中，在那種人與人輪番爭斗，忽視生產、經濟停滯的混亂時期，我們目睹了殘酷的“路線斗爭”“階級斗爭”，深切感受了這場浩劫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我們要盡力避免這樣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怎麼纔能避免呢？如果我們這些親歷了這段歷史，深知它有多麼可怕的人，回避現實，不思進取，不去努力改變它，又由誰來擔此重任呢？如果任由那些糊裡糊涂的，甚至極“左”的人去掌權當政，中國的前途將是怎樣？會不會重蹈覆轍？在百廢待興、改革初起的當下，我們這些有了覺悟的人，就必須站出來身體力行，投身於改革開放的第一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變多少就改變多少。如果大多數人都這麼想、這麼做，這個國家的未來就大有希望了。

　　他欲奔赴“前線”的想法愈發清晰堅定，並渴望自己的同學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但他沒法說服每一個人，只能同那些與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換意見。

　　在大機關上班，他平時工作勤奮，接觸信息也廣，加上自己用心，很多全局性的東西他都格外關注。但他仍然覺得，接觸底層社會太淺，和老百姓離得太遠，總覺得很“不接地氣”，老有種使不上勁的感覺。同時，他也認識到，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實事，像現在這樣只是看文件、寫文字，做例行公務，很難和人民群眾直接溝通，也難以對具體事情產生作用。

　　漸漸地，他下基層工作的願望變得愈發強烈，還向父母和一些長輩談及自己的想法，征求他們的意見，表示自己“還是想到基層去鍛煉，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最終，他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這些，大致上就是習近平跟我談的他為什麼離開北京到基層來工作的初衷。今天，我們可以評價當年的習近平“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或者說他“把理想付諸實踐”，等等，這實際上都是基於他的今天而言的。在當時，我認為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身體力行地做實事、影響人，能改變一點是一點，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那天，我們談了很久，從兩點鍾一直談到吃晚飯的時候。這一下午的交流，讓我初步認識了習近平這個人，他有當時年輕人新潮的東西，卻比我這類同齡人成熟不少，沈穩得多。他說話實在，信息量不少。

　　我們一起吃完晚飯，習近平掏出兩張電影票，請我一起去看電影。去電影院的路上，我們邊走邊聊，那天的電影是《游俠傳奇》，美國的一個西部片。我記得看完電影，大約是9點半的樣子，習近平送我回招待所，我們又坐下聊了一會兒。關於這次采訪，我也向他談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主題非常集中的訪談，也不是那種通常的新聞報道。我們先以漫談的方式展開交流，回頭再看以什麼樣的體裁和內容更合適。習近平點點頭說，這樣好，這樣好。然後他向我告辭，又回辦公室加班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想，習近平這個人很平和，也頗具特色，有種吸引我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