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陸續發布調整最低工資標准和企業工資指導線等影響勞動者收入的好消息。從各地人社部門公布的信息來看，有10個省區市已經確定將上調2018年最低工資標准。同時，多地也陸續出臺201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各地平均漲幅超過7％。

　　那麼，最低工資究竟會影響哪些群體？它的調整，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什麼影響？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他們表示，最低工資影響低收入群體，是一些企業工資上漲的風向標，在調整最低工資標准時，各地應重點調研本地區低技能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制定與本地實際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准。

　　低收入勞動群體最受益

　　從公開的信息來看，目前已經有新疆、遼寧、江西、西藏、廣西、上海、雲南和山東等8個省區市上調了2018年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後，上海的最低工資標准已經達到2420元，在各省區市中最高，而廣西最低工資標准上調幅度最大，最高上調280元。

　　除了上述省區市，四川省人社廳日前透露，擬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並將於7月1日前公布新的標准。此外，安徽也明確今年將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標准。至此，10個省區市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准。

　　除了上調最低工資標准，多省區市也在密集調整企業工資指導線。從四川、內蒙古、上海、山東等地公布的工資指導線來看，其基准線上昇均保持在7％以上。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介紹，最低工資標准是要求企業支付的最低工資，是具有強制性的法定工資支付標准下限，而企業工資指導線是指導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增長的一個指導性參考值，沒有強制性，但有助於引導勞資雙方協商確定工資水平增長。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表示，對於低收入勞動者來說，最低工資標准的提高有利於保證其本人及其贍養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此外，從理論上講，最低工資標准的提高，能夠有效帶動其他收入群體的工資相應地有所上漲，這不僅對工薪收入處於最低工資標准水平的勞動者來說是一件好事，對比這些勞動者收入水平稍高一些勞動者薪酬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個推動作用。

　　更重要的是，隨著最低工資標准的提高，勞動者與之相關的“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水平也會隨之提昇。蘇海南認為，有的地方不包括“五險一金”的最低工資標准“含金量”會更高，因為用人單位需要另行支付，這意味著勞動者拿到手的錢也就更多。但這與《最低工資規定》不相符，需要研究如何妥善協調處理。

　　一定程度促進勞動力市場結構更合理

　　記者了解到，最低工資標准是根據一套嚴密的公式計算出來的，調整最低工資標准一般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用、職工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失業率、經濟發展水平等。

　　蘇海南對記者說，科學確定最低工資標准，必須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實事求是地進行測算。如果標准過低，那麼一些低收入勞動群體及其贍養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就不能夠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如果標准過高，企業硬去按照這個標准支付，且帶動低收入層級工資水平上昇，引發人力成本壓力大增，這是不可持續的。如造成企業虧損甚至關閉，最終吃虧的還是勞動者。

　　李實認為，受最低工資標准影響最直接的用人單位包括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一些從事低端服務的企業等。這些企業中，勞動力成本本身佔比很大。李實表示，最低工資標准定得是否科學，要把握好一個“度”，要看企業能否正常“消化”。如果定得過高，會造成企業人力成本上漲，企業被迫節約人力成本，從而導致低技能勞動者的失業。

　　另一方面，最低工資標准的提高，對於一些低端產業的昇級換代有促進作用。李實表示，最低工資標准的提昇，很可能迫使企業用資本或技術替代勞動，從而不僅讓企業實現轉型昇級，也讓不少低技能勞動者被迫提高自身技能，進而讓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更加合理。

　　調整標准應考慮本地區勞動生產率

　　2015年，人社部發布《關於做好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充分考慮當地經濟形勢發展和企業實際情況，穩慎把握調整節奏，將最低工資標准由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改為每兩至三年至少調整一次。

　　蘇海南認為，這一改動是基於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增加作出的。

　　研究了2004年?2015年31個省區市最低工資調整數據，李實發現各地在調整最低工資標准時，存在一定的“跟風行為”。一些省區市在決定是否調整最低工資標准時，首先考慮的不是本地實際的經濟形勢，而是其他省區市最低工資標准是否調整以及調整的幅度，而這必然會導致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水平脫離本地實際。

　　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王延中通過數據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准的提高對就業存在一定的負向影響，尤其是對收入原本處於最低工資標准以下的低技能勞動者群體會產生直接影響。

　　從地區來看，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地區，勞動者對最低工資標准的調整較不敏感，最低工資標准的提高對就業有輕微的促進作用；而在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地區，勞動者對最低工資標准的調整較為敏感，最低工資標准的過快上漲，會對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

　　王延中認為，各地在制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准政策時，應重點調研本地區低技能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並綜合考慮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狀況等因素，制定與本地區勞動生產率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