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采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復雜，組織松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後，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准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復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乾。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佔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逐步復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翟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准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將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佔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後，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