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是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再部署、再動員，是監督執紀問責的新標尺——

　　紀法貫通 尺度更嚴

　　天津北方網訊：紀檢監察機關必須率先學好，領會核心要義，把自己擺進去學，對照修改前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學，特別是要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日前，天津市紀委監委下發通知，要求全市紀檢監察乾部認真學習貫徹《條例》，在工作實踐中，嚴格執行《條例》，一把“尺子”量到底，精准開展監督執紀問責。連日來，在各區紀委監委的微信公眾號上，紀檢監察乾部學習貫徹《條例》的動態每天可見，一個學好《條例》、用好《條例》的熱潮已然掀起。

　　“熱度”，的確是記者感受到的氛圍。2018年8月26日，新華社發布新修訂的《條例》。據記者搜索的不完全數據，至9月7日，各媒體跟進的報道、評論、解讀、專家訪談等，總量已達千萬條，網民評論熱度持續不減。一部黨內法規的頒布，吸引全社會高度關注。

　　三年前頒布的《條例》，被媒體和網民一致贊為“史上最嚴的紀律處分條例”。三年後，“史上最嚴的《條例》”又經修改，人們深讀之後得出一個共同感受：紀律紅線越標越明，執紀尺度越來越嚴。

　　《條例》以《黨章》為依據修訂。《黨章》是管黨治黨的總規矩，《條例》則將規矩細化，為“六大紀律”標明了紅線、底線、高壓線，也為監督執紀問責標明了尺度。社會關注，民意關切，這也是對紀檢監察機關新的期許。

　　“政治性”鮮明亮眼

　　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突出強調的一條紀律，在《黨章》與《條例》中，這條紀律居首居要。

　　天津市紀委監委對政治紀律的監督執紀問責可謂嚴明，黨員領導乾部政治是首關。首關不過，餘關莫論。2016年以來，市紀委就對市、區黨委換屆中的數千名局處級乾部“顯微鏡下過篩子”，嚴格落實中央“九個嚴禁”紀律要求，對相關人員作出黨風廉潔意見回復，“篩”掉了一批政治不合格的人選。黨的十九大後，又有趙建國、於秉華、羅福來、王建東、尉永久等多名局級官員落馬，而通報所指第一條，就是違反政治紀律。去年以來，全市著力淨化政治生態，把“兩個維護”作為黨委紀委的首要政治職責，天津執行政治紀律的態度分外鮮明，“不可逾越的紅線”始終挺立在前。

　　新修訂的《條例》，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把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寫入總則，將管黨治黨的政治本質寫入黨內法規，體現了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的原則，突出了紀律建設的政治性，為監督執紀問責確立了制度依據。受訪的多位紀檢監察乾部都談到，紀檢監察機關首先是黨的紀律部隊，履行監督專責，監督政治紀律的執行情況是首責。

　　“新成果”廣泛吸收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定，始終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針對性。黨紀處分條例自1997年試行，已在2003年、2015年根據形勢任務的需要有過兩次重要修訂。2015年的《條例》之所以稱作“史上最嚴”，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作為紀律要求寫入其中，明確搞“四風”就是違反黨紀，有效遏制住了公款消費和奢靡之風，人民群眾拍手稱快。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中，不斷探索管黨治黨的新章法，積累了許多新經驗新成果。這次修訂的《條例》將許多新成果收入其中，廣為人知的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便是成果之一。

　　《條例》將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正式寫入總則部分，是對紀檢監察工作成功實踐的充分肯定，是對管黨治黨規律的提煉和總結。“四種形態”著力於挺紀在前、抓早抓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體現了標本兼治的核心要義。這是全面從嚴治黨步步深入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確立的制度標尺。2018年1月至7月，全市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9730人次，其中，運用“第一種形態”處理7314人次，佔75．2％；運用“第二種形態”處理1802人次，佔18．5％；運用“第三種形態”處理420人次，佔4．3％；運用“第四種形態”處理194人次，佔2％。一位老紀檢形容：用這把“尺子”量樹木測森林，拔掉了一批“爛樹”，更挽救了一批“歪樹”“病樹”。

　　新修訂的《條例》還首次將“家風”作為紀律要求收入，這也是一個極其亮眼的條款。對於黨員乾部特別是領導乾部，家風問題從來就不是小問題。近年來查處的違紀黨員領導乾部中，許多人都是“一人當官，全家斂財”。西青區委原書記周家彪就是縱容親屬斂財的典型，在他的庇護下，家人在西青區以律師事務所為依托，獲取了巨額利益。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原委員、濱海新區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張家星也是這樣一個典型。張家星違規默許、縱容親屬在其管轄范圍內經商辦企業。

　　有的領導乾部前臺當官，後臺當老板，親屬參與其中，大發貪腐之財。家風敗壞，根子在一家之主。家風問題列入黨紀處分條款，釋放出的信號十分明確：家風問題不僅是家務事。黨員領導乾部既要嚴於律己，又要從嚴治家。管好家人，涵養家風，是每個黨員乾部特別是領導乾部的應盡之責。

　　新修訂的《條例》對新成果的吸收，一如既往地體現了時代性、針對性，回應和解決了監督執紀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無疑也為紀檢監察精准發力、精准執紀，實現政治、社會、法紀效果的統一，提供了精准的尺度。

　　“紀與法”貫通銜接

　　新修訂的《條例》，進一步將紀與法相銜接，堵塞紀法交接過程中的漏洞，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把紀律挺在前面、全面從嚴治黨的生動實踐經驗的凝練。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之後，紀委監委合署，紀委與監委同向發力，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紀與法銜接貫通，消除了監督的死角盲區。黨的紀律是帶電的高壓線，紀律一定嚴於法律。長期以來，黨紀和國法在相當程度上內容重疊。2015年修改《條例》時，就發現原黨紀處分條例中70多條內容與刑法等法律法規重復。因此，在修訂《條例》時，將原來以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等為主的10類違紀違法行為，整合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6類，使《條例》這把尺子真正回歸黨紀。本次新修訂的《條例》，進一步明確了“負面清單”，不僅告誡黨員哪類行為不能做，同時提出清晰的處分依據，細化了監督執紀問責的標准尺度。

　　梳理天津市紀委監委發布的違紀違法典型案例通報，不難發現，某某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與“監察調查”的表述已是統一定語。“違紀”和“紀律審查”的表述一定在“違法”和“監察調查”之前。而結案後的通報，則多有“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表述。這是“紀挺法前”的顯著特征。

　　是“尺子”必然分寸明晰，這在新修訂的《條例》中處處體現分明。《條例》規定，紀律審查中發現有違法問題的，先作出黨紀處分，並按規定給予政務處分後，再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處理。明確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員有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浪費國家資財等違反法律涉嫌犯罪行為的，應當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這為紀檢監察機關有效履職盡責掃除了思想和制度障礙。有人比喻這就是一把“卡尺”，是違紀還是違法，卡尺一量，一目了然。

　　“劃重點”指明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步步深入，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發展，黨內政治生活呈現新的氣象。但是，“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還遠不能“鳴金收兵”，還必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重整行裝再出發。新修訂的《條例》，就是對全面從嚴治黨、對紀檢監察隊伍的一次再動員。

　　《條例》明確了紀檢監察工作的重點方向，比如，對“七個有之”問題，就作出了更有針對性的規定，完善了從重加重處分的情形。“七個有之”，是危害政治生態的大問題。具體表現在，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願、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中國紀檢監察報》曾撰文評論，以往認為，“七個有之”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品質、從政素養等問題，人們沒有自覺地把“七個有之”表現與腐敗的發生、與政治紀律相聯系，這也是管黨治黨“寬松軟”的一個原因。

　　記者注意到，天津市委、市紀委監委對“七個有之”等問題的態度是雷霆之勢、先查快辦。近年來，嚴肅查處了津南區委原書記呂福春、紅橋區委原書記張泉芬等違反政治紀律的典型案件。

　　《條例》要求重點查處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以及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還有新增的搞山頭主義、搞兩面派、做兩面人等違反政治紀律，通過民間借貸等金融活動獲取大額回報，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不重視家風建設等新型違紀“負面清單”。把工作重點寫入黨內法規，為監督執紀問責指明了方向，明確了工作重點。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條例》釋放出的管黨治黨尺度越來越嚴的信號是明確的、強烈的。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必然要求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乾部有新作為、新擔當。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需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就越需要加強紀律建設，就越需要《條例》提供強有力的紀律保證。（津雲新聞編輯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