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在與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會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就在這一論斷提出前後，我國科技發展正在逐步推進、快速提昇：1985年，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提出改革科技體制；1986年和1988年，著名的“863”計劃和“火炬”計劃相繼開始實施；1992年，天津在全國率先提出“科技興市”……天津的科技成果轉化，也因此走上了“快車道”。

　　那些年，“天津黃瓜育種”聲名遠播

　　80年代末的天津，科技成果轉化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局面全面鋪開。有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引，天津的各項科技事業蓬勃發展。這其中，天津黃瓜研究所，無疑是那個時代創造碩果的地方。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黃瓜王”的故事，對於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來說，依然耳熟能詳。

　　從事黃瓜育種工作近40年，2014年從天津科潤黃瓜研究所（原天津黃瓜研究所）退休的李加旺，回想起30年前自己大學畢業剛到黃瓜研究所時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不誇張地說，上世紀80年代末期，天津的出租車司機在火車站只要一聽到乘客提‘黃瓜研究所’，就知道是外地人過來買咱們的種子，輕車熟路地就把他們拉來，那時候的研究所，真是家喻戶曉。”

　　1985年，李加旺從南開大學畢業後，就直接被分配到天津科潤黃瓜所的前身——天津市農科院蔬菜研究所黃瓜抗病育種課題組，從事黃瓜種質資源的搜集、整理及抗病遺傳育種工作。

李加旺與呂淑珍在黃瓜基地檢查新品種

　　也是這一年，黃瓜研究所成立，創始人侯鋒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創建的黃瓜研究所及其育、繁、推產業化工程體系，為農業科研單位成果轉化積累了經驗，被原國家科委命名為“黃瓜新品種技術研究推廣中心”。作為黃瓜育種帶頭人，侯鋒被菜農親切地稱為“黃瓜王”。

　　參與當年工作的李加旺說，其實黃瓜育種的研究，侯鋒和他愛人呂淑珍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進行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提出，黃瓜研究所加快實施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更多地與市場對接。

　　當時，天津黃瓜育種的名氣非常大。許多前來購買種子的農民或者企業，經常會遇到一些技術問題，黃瓜研究所一方面編制更為詳盡的使用手冊，一方面派骨乾技術人員，趕赴祖國各地需要指導的田間地頭。海南、西藏、雲南、河南……李加旺和同事們在祖國的大江南北為黃瓜育種事業揮灑著青春。

　　李加旺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黃瓜所副所長呂淑珍（侯鋒院士的愛人，著名黃瓜育種專家）對他說過的“你要多走路，在地裡勤轉轉，多看看，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受累，必然有收獲”。

　　李加旺對呂淑珍的這句話銘記在心，一直身體力行，並受益匪淺。面對數百份各色各樣的種質資源，他注意觀察每一行、每一株幼小的種苗，細心記錄它們的變化與差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在各種各樣的黃瓜資源中觀察篩選出一批優秀的黃瓜育種材料，為黃瓜所抗病、抗逆育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直到現在，他仍和年輕人一樣工作在科研的最前線，50多畝的試驗田，李加旺每天都要轉上幾遍。他覺得，只有親自去地裡看一看，心裡纔能踏實。

李加旺在黃瓜基地

　　這些努力，換來的是黃瓜研究所自1985年改制後就不再用國家負擔工資支出，到了1988年，研究所的成果更是實現了大突破。李加旺認為，正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引，不但讓他們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還幫助他們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李加旺說：“到1989年，我們黃瓜研究所開發並列入國家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的‘津雜2號黃瓜新品種’已經推廣到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新增產值1.38億元。”

　　“小特區”緣何能吸引世界級大企業？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引，為當時致力於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各領域精英人纔注入了一劑強心劑，也讓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大戰略下的激流湧動，為時代劃出了一道鮮艷的彩虹。

　　也是在1988年，有一個人，就是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為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下文簡稱開發區）贏得了國際巨頭的青睞，為當時還處在開發建設階段的開發區招來了“金鳳凰”。

　　這個人，叫葉迪生。他與摩托羅拉之間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特有的記憶。

葉迪生受到鄧小平的親切接見

　　時間回溯到1986年8月，鄧小平來天津視察時接見了時任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總經理葉迪生和他的同事們，並揮毫題詞：“開發區大有希望”。這是對開發區拓荒者前所未有的激勵。

　　1987年夏天，葉迪生與13位科學家因突出貢獻，在北戴河再次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葉迪生直到現在都在說：“當時和我一起去北戴河的，除了我之外，都是院士。但國家並沒有因為我是一個‘草根’而忽視我，還給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勵。”鄧小平和葉迪生握手的照片被收錄進了《鄧小平》大型畫冊中，葉迪生如珍寶般保留至今。

　　就在從北戴河回到天津的第二天，葉迪生就接到了電子工業部的電話：“有個大企業，要在中國獨資建廠，你那個‘小特區’，願不願意試一試？”

　　葉迪生說：“什麼企業，一定要獨資？”

　　工業部負責人說：“摩托羅拉。”

　　葉迪生聽到“摩托羅拉”四個字，脫口而出“願意！”

　　放下電話，葉迪生卻犯了難。當時的開發區，還是一片鹽鹼灘，甚至連個像樣的賓館都沒有。外賓來了，住在哪裡，帶他們去看什麼？他們看到這樣的開發區，會投資嗎？要拿什麼去說服他們？這一系列的問題，在葉迪生的腦海裡浮現。

　　“當時我們引進企業，一般規模在200萬到300萬左右，但是如果能引進像摩托羅拉這樣的企業，那至少要1億美金以上。這對於當時的開發區來說，會是多麼大的助力？這個機會，絕不能放棄。”葉迪生回憶道。

　　1987年，摩托羅拉公司派人考察開發區的投資環境。考察之後，對方對這樣的投資環境難以接受，但是他們同時發現，這個開發區的負責人對於摩托羅拉非常了解，這是他們在其他地方沒有遇到的，因此，他們對葉迪生印象深刻。

葉迪生

　　1988年，葉迪生應邀前往摩托羅拉公司美國總部，並見到了總部高層。因為多年來對通信技術的研究以及對摩托羅拉的了解，使得美國摩托羅拉總部高層對這位中國天津來的葉迪生非常滿意，而葉迪生也用自己的專業和真誠，讓他們相信摩托羅拉來天津發展，會有著良好的前景。一來二去，雙方的往來開始頻繁。而最後讓摩托羅拉下定決心的，還是天津市政府為他們吃下的定心丸。

　　或許，當年其他幾個城市的投資環境要比天津成熟，但是摩托羅拉對於那些城市來說，只是招來的眾多投資項目中的一個。但對於天津開發區而言，對於葉迪生而言，摩托羅拉纔是真正的“摩托羅拉”，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最終，天津開發區從多個城市中勝出，雙方開始進入正式談判。

　　據《檔案春秋》記載，“1992年，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終於解除了對外商獨資企業的禁令。同年，經國務院批准，摩托羅拉以1.2億美元完成了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投資注冊手續，成為成功進入中國的第一家獨資的、以高科技為主的大型跨國公司。此後，摩托羅拉一再增資至30億美元，2005至2006年，其年營業額曾達到100億美元，利潤近100億元人民幣。天津開發區因擁有它，而成為中國最大的移動通訊生產基地，年產手機多達1億部。 ”

　　後記

　　從1985年科技體制改革的提出，到1988年“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重要論斷的提出，再到1992年天津在全國率先提出“科技興市”，天津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在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跟蹤和發展高新技術、加強基礎研究三個層次上，結合天津市的優勢和實際情況，讓科技直接進入經濟建設主戰場，充分發揮了“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天津市讓科技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服務，使科技發展面向未來，為在21世紀初天津市經濟發展和科技振興打下了基礎。（津雲新聞記者 柴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