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４０年來，累計有數百萬人次的外國專家在中國工作，將自己融入改革開放大潮。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歷程的見證者、參與者，也是溝通中國與世界的友好使者。

“我參與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

美籍律師龍安志每天都要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晨練，從院子裡可以眺望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這與３０多年前龍安志初來京城看到的天際線迥然不同。

１９８１年，龍安志來華留學。他回憶說，當時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街頭行人的服裝基本以藍色綠色為主。每次他去友誼商店花１美元買一瓶可樂，他的老師都會覺得“敗家”。而中國的巨變正在悄然發生。龍安志也沒想到，他的命運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緊緊聯系在一起。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龍安志幫助一些外企進入中國,並且為中國國企改革提供建議。他見證了中國的跨越式發展，也見證著中國進入新時代後的發展模式轉變。２０１３年，龍安志受聘擔任原環保部顧問，負責制定綠色印刷政策的相關工作。“中國政府及時意識到工業發展帶來的後果，實施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政策，如今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創新和投資、綠色金融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在龍安志看來，從農村改革、國企改革、加入世貿組織，到人民幣“入籃”、“一帶一路”倡議，一個個標志性節點如同一幅幅畫卷，記錄下了改革開放的宏偉歷程。他還撰書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模式，回答中國如何確保經濟持續發展等外界感興趣的問題。他給出的答案包括：循序漸進的改革、以改善人民生活為出發點、提供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案。

比利時人范克高夫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來到中國。“我參與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特別是參與上海軌道交通線的建設和北京奧運會的籌辦工作。”在范克高夫看來，北京奧運會集中展現了當時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

每每被友人問起中國改革開放何以如此成功，范克高夫都以親身體驗給出有說服力的回答——得益於中國的行動力和效率。他經長期觀察發現，只要中國下決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好。“例如，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中國實現了整體開放和平衡發展。”

“我見證中國正在走向世界創新中心”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隨著國門打開，中國的對外科技交流蓬勃展開。１９８５年，英國華威大學制造工程學院院長巴塔查裡亞邀請了一批中國工程師赴該校學習。後來華威大學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兩百來家中方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前後約有兩萬人從華威大學的教育培訓項目中獲益。

巴塔查裡亞告訴記者，他第一次來華時對工程師在中國的地位之高感到驚訝。他感到中國人有通過科技改變社會的激情，也預感中國科技的進步將改變世界。“我的預感已成為現實。我見證中國正在走向世界創新中心。”

巴塔查裡亞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創新更多融合了他國的先進理念和技術，同時也推動了世界科技的進步發展。

從在澳大利亞執教，到來中國山東工作，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查爾斯·雷伊·麥凱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科教興國的軌跡。

麥凱記得，改革開放初期，他教過的許多中國學生畢業後留在了澳大利亞，但後來，回國的留學生越來越多。麥凱多方了解後意識到，經過這些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職業發展空間方面的吸引力越來越強。

在一名中國學生的建議下，麥凱來到中國從事自己的免疫學研究。“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走上了科技創新道路，在許多高科技領域具有了自主知識產權，科技實力不斷增強。”

在麥凱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創新驅動和可持續發展是其中的兩大特征，而環保和科技理念也已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如今，麥凱也入鄉隨俗，每天騎自行車穿行在濟南的街頭，出門不帶錢包，只帶一部智能手機。

“我感到中國人的獲得感越來越強”

德國醫生夏愛克曾在雲南偏遠山區工作了１５年，現雖已回國但仍時常想念雲南和那裡的孩子。他說，剛到雲南鶴慶縣時，整個縣城只有一條柏油路，後來有了高速公路。“生活變化之大，不僅我沒想到，當地人也沒想到。我剛到雲南的時候，他們說這輩子恐怕就這樣了。但５年後，他們開始買車。１０年後，他們有錢出國旅游了。”

在雲南，夏愛克看到很多家庭的命運因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和義務教育制度而改變。通過義務教育，不少孩子走出深山，去城市上大學；而新農合政策實施以後，當地醫院的軟硬件設施越來越好，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得到大大緩解。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扶貧等事業取得世界上最偉大的成就。我感到中國人的獲得感越來越強，也越來越有自信。”夏愛克說。

１９７４年，拉賈·馬加斯韋蘭從斯裡蘭卡來到中國留學。畢業後，他留在中國。馬加斯韋蘭參與了北京亞運會和奧運會期間的城市改造項目，目睹中國人一步步走向幸福生活。

馬加斯韋蘭認為，身邊經歷過物質匱乏時代的中國朋友普遍有獲得感和幸福感，因為他們的生活逐漸好起來了，這當然要感謝改革開放政策。“從外國人的角度看，我認為現在的中國人正在經歷幸福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