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於3月12日15時在梅地亞中心新聞發布廳舉行記者會，邀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偕林，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葛曉燕就“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於3月12日15時在梅地亞中心新聞發布廳舉行記者會，邀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偕林，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葛曉燕就“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圖為劉貴祥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網/中國政府網 劉廈 攝

　　人民日報社記者：

　　第一個問題想提給劉貴祥專委。今天上午，周強院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這一階段性目標已經如期實現了。請問經過這場攻堅戰，現在的執行工作和三年前相比有了哪些變化？

　　劉貴祥：

　　好，我來回答這個問題。這三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堅持標本兼治，“一性兩化”的基本工作思路，奮勇拼搏，攻堅克難，改革創新，確實使我們的執行工作發生了重大變化，甚至是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想，看得見、摸得著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我們針對執行難的成因復雜，執行程序中各種矛盾交織疊加的特點，構建了綜合治理的工作格局，也就是黨委領導、政法委協調、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法院主辦、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的綜合治理執行難這個大的工作格局，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齊抓共管，奠定了解決執行難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基礎。

　　第二方面，我們清理了一大批歷史性積案。剛纔我說到，執行難由來已久，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有大量的案件沈淀下來，沒有及時解決，有些案件一直到2016年，有的可能很多年了。我們采取措施，對過去歷史性的、多少年前的案件進行全面核查，登入到信息化案件系統中，然後再進行篩查，凡是有瑕疵的、不符合結案標准的，重新查控財產，重新以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著力點，予以進一步化解和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啃下了許多難啃的“骨頭案”。通過對歷史性案件的清理，我們還了執行程序中歷史性舊賬，卸下了歷史包袱。為下一步解決執行難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第三方面，大力推進執行模式的重大變革，破解執行中的“四大難題”。我們常說執行難有“四大難”，這是歷史上形成的。

　　首先是查人找物難，因為人民法院在執行案件過程中擔負著為當事人查人找物的職責，這一點跟國外很多國家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國外很多國家只是當事人告訴法院、告訴執行機構說有哪些財產，執行機構就去給你采取措施就行了。但是我們要擔負著查人找物的職責，過去是在“登門臨櫃”的這種形式下，一家銀行一家銀行地跑，一家房地產部門一家房地產部門跑，千裡奔襲，“登門臨櫃”，可見它的效率是很低的，這麼大量的案件，我們必須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了覆蓋全國、覆蓋基本財產形式，四級法院乾警都能統一適用的、網絡化的財產查控系統，將各種財產形式一網打盡，從而破解了查人找物難題。

　　二是打擊規避執行、逃避執行的難題。隱匿轉移財產，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來規避執行，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大難題。因此我們推進了信用懲戒體系，出臺失信名單制度，構建聯合信用懲戒機制，形成了“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人人喊打”的局面。

　　三是管理上的難題。長期以來由於案件大量積累，在案件辦理過程中，“體外循環”“抽屜案”是個現象，管不到人、管不到案。所以，我們建立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國四級法院統一的執行辦案平臺和流程節點管理平臺，把所有從立案開始一直到辦結，所有案件辦理的節點都在四級法院的監控之下。過去執行不規范的現象，通過這種辦法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和改進。

　　最後是財產變現難題。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執行人員通過查，查到的是存款，這對執行人來說是非常幸福的事，因為存款劃撥到法院的賬戶，再支付給申請執行人，既省時又省力，又不會出現太多的麻煩。但是，實踐情況是復雜的，我們遇見的起碼有40％到50％，甚至有的地區是60％，查到的是各種形式的財產，比如房地產、證券、股票、車輛，甚至生豬、牛羊，我們需要把它變現成現金支付給當事人。過去傳統的拍賣，就是委托拍賣，現場敲槌的這種拍賣，受時間所限，再加上受眾范圍所限，所以成交率低、溢價率低。更重要的一點，也是讓我們廣受指責的就是權力尋租、暗箱操作、不法的利益鏈條。我們推出的網絡化拍賣和網絡化的評估系統，使我們的拍賣成交率、溢價率大幅度提高，特別是為當事人節省了大量的傭金，因為這種網拍是不收傭金的。我們這幾年光給當事人節約傭金205億，我說的這是非常精確的數據，因為網拍的每一件案子，整個拍賣過程都在我們最高法院指揮中心掌握得一清二楚，一點往裡面塞假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從開始網拍之後，我們在拍賣環節的投訴率微乎其微，違法違紀目前幾乎是零。

　　這四大難題的破解，我認為是這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的一個重大變化，基本的變化、模式性的變化。

　　第四方面，我們在規范化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消極執行”“拖延執行”“選擇執行”“亂執行”問題，還有執行作風不端、執行紀律不嚴這些現象，使我們必須下決心予以解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兩手抓，一手是打造信息化數據鐵籠，所有的都在監控之列。第二個是制度鐵籠，我們這幾年制定了50多個執行方面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嚴格約束我們執行權的運行，控制執行權的濫用，劃定“高壓線”，整肅執行紀律，整肅執行作風。這幾年，光從執行崗位上由於各種違法違紀調離了50多人，處置了幾百人。我們下大力氣清除害群之馬，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

　　第五方面，解決了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些突出問題。其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歷史性的執行案款沈積的比較多，管理也比較混亂，好多不能及時發放到當事人手裡。因此，我們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用了9個月的時間，對所有的執行案款全面清理，歷史性案款960億全部清理發放，借此基礎上建立了“一案一賬號”的長效機制。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執行案款管理混亂的局面，廉政風險存在的問題，我認為會一去不復返。還有涉民生案件、涉拖欠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賬款的這類案件，我們建立了一套加大執行力度的機制，執行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實際效果方面的變化，我可以在這裡說幾個數據，我們法定期限內有財產可供執行的，實際執結率90．4％。這三年我們執行案款，也就是裝到當事人口袋裡的真金白銀4．4萬億，同比增加了71．2％。還有，由於執行環境的變化，當事人自動履行率也在提高，2016年、2017年、2018年，這三年合在一起，對人民法院裁判文書自動履行率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還有一個現象，大家知道，世界銀行有個營商環境的評估，其中有個指標叫“合同執行指標”，我們國家在評估中位列全球第六。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到，我們在強制執行方面的一些變化。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