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我實足年齡已經92歲了。我既是新中國成立和建設的經歷者、參與者、見證者，也是受益者。回想這70年來，我的心中感慨良多。

我出生於臺灣苗栗縣。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1946年，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計劃招考一批臺灣學生到大陸，公費上有名的大學。這對我非常有吸引力，就立刻報考了。根據考試成績和志願，我被分配到浙江大學學習。同行到浙大的還有七位同學。當時我們只會講日語和閩南語，於是學校專門派了一名老師教我們國語。選擇專業時，我想臺灣的化學工業比較發達，畢業後我要回臺灣大乾一番，所以選擇了化工系。當時局勢動亂，全國掀起了反飢餓反內戰學生運動，國民黨當局對各地學生運動實行高壓政策，制造白色恐怖。1947年10月，浙江發生了於子三事件，11月，浙大全校師生員工參與了罷教、罷課、罷研、罷工的抗議活動。1950年我畢業時，大陸已經解放，新中國成立了。

我被分配到剛剛成立的南京電子管廠工作。因為那時的原材料需要自己生產，所以電子管廠正需要學化工的人纔，我在我們廠很“吃香”。工廠的圖書館、化學實驗室都是我籌建的，加上我會日語，能翻譯資料，幾位工程師前輩對我都非常愛護。國家後來在杭州、沈陽、成都、北京先後成立了新的電子管廠，這些新廠的技術骨乾都是在我們工廠被我培訓出來的。由於工作成績突出，我被評為江蘇省勞動模范。

1978年，我在南京電子管廠任副總工程師。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兩岸關系逐漸緩和。在此背景下，臺胞的地位逐漸得到重視。1980年11月，臺盟中央准備籌備成立南京臺盟組織，我是五人籌備小組成員。後因工作需要，組織上讓我去籌備成立江蘇省臺聯。省臺聯是1981年11月成立的，當時是在“總統府”辦公，和省政協、省委統戰部在一起，條件簡陋。1981年中央下發了38號文件，我們克服人手少，資料不全等種種困難，對全省范圍內的臺灣省籍同胞的情況作了深入的調查。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推動下，有關部門積極落實相關臺胞政策，我們配合做一些落實臺胞政策的工作。當時兩岸剛剛開始走動，我們接待了來自島內和海外的臺胞，早期以親屬為主，後來又結識了更多的朋友，其中來自海外的比較多，有美國的、日本的、還有其他國家的。我的二哥和大弟分別在日本和加拿大，都是華僑界很有影響的人士。在當時祖國大陸與臺灣聯系渠道很少的情況下，我充分利用這些人脈優勢，積極地聯絡居住在日本和美國的臺胞，又通過這些海外的朋友來聯絡島內的臺胞，建立與島內的聯系渠道，為初創時期的臺聯奠定了對外聯絡工作的基礎。

1987年以後，兩岸民間開始往來，到南京來的島內朋友開始逐年增多，只要條件允許，我都會參與接待，用鄉情鄉音拉近和臺胞的距離。我做了四屆臺聯會長、一屆臺盟市委會主委，見證了省臺聯和臺盟南京市委會的發展過程。現在臺聯和臺盟組織的發展真是今非昔比。全省11個設區市有了臺聯組織，全省臺胞1600多人，還有幾十萬常住臺胞。省及各市臺聯的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工作范圍擴展到臺商、臺生、陸配、兩岸婚姻家庭等，工作越做越多，越做越細，也越做越好。臺盟盟員也由成立時的20人，發展到現在的近百人，參政議政、對臺聯絡、社會服務、自身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回想我這一生，有三點感觸。

第一，我曾在三個地方生活過——日本、臺灣和中國大陸。我曾作為二等公民的臺灣人，受盡了屈辱。臺灣光復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我纔真正感到做一名堂堂正正中國人的自豪。70年來祖國的變化有目共睹，我們現在是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

第二，我始終堅定對黨和國家的信心。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臺灣人，但是組織卻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我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市政協副主席、臺盟南京市委會主委等多個職務，這體現出黨和國家對我們臺胞的關心和重視。為此我感到很欣慰。

第三，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一切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英明決策，也凝聚著中國人民對黨的無比信賴與始終跟黨走的決心。現在，國家國力強盛、社會穩定、人民幸福，我相信，今後的日子會過得越來越好。我也堅信，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一定會實現。希望我在有生之日能看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