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每一個鮮紅的故事，都在彰顯同一種紅色的精神，每一個動人心魄的歷史節點，都有紅色靈魂挺身而出。天津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存有許多珍貴的革命遺跡，形成了全市100多處紅色旅游地。為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天津廣播與津雲新媒體、天津教育報從9月9日開始推出“尋訪紅色印跡”系列報道，並聯合市級機關工委、市文旅局、市教委、市社科聯等單位推出“我心中的紅色印跡”融媒體互動活動。

讓我們一起開啟一段紅色之旅！

回望近代百年的革命征程，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無疑是這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一代青年高舉五四愛國旗幟，懮思國家命運、探索救國出路，位於天津河北區三馬路三戒裡的覺悟社就是那一時期成立的青年進步社團。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剛剛過去的9月16日也是覺悟社成立的100周年。百年之前，這些青年們是如何探求真理、去改變國家命運的？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特別策劃《尋訪紅色印跡》，今天走進天津覺悟社紀念館，請聽報道：《百年覺悟：夢想從這裡點燃》。

覺悟社紀念館位於河北區三馬路三戒裡4號，掩映在幾座普通的民居之間，鬧中取靜。推開院門，七間青磚平房組成的小院素雅清幽。三間聯排正房打通的展室分別展出了覺悟社誕生的歷史背景以及誕生後的發展過程，走進其中，100年前由青年學生們掀起的反帝愛國熱潮迎面而來……

誕生

尋索改造社會之途

上個世紀初，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天津的青年學生們迅速響應，他們緊密團結在一起，共同奮發求索。以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人組成的覺悟社等進步團體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誕生的。

天津覺悟社紀念館助理館員池愛民介紹，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迅速傳遍我國大江南北，天津積極響應五四運動，當時天津學聯副會長馬駿公開發表學界六項致辭，為天津學生運動指明斗爭方向。他們開展很多集會，在一次重要的集會上，學聯會長諶志篤發表公開演說，講到動情地方，他用刀割破自己的手，將自己的鮮血灑在稿件上以此銘志，表達個人的愛國志向。

覺悟社成立於五四運動在天津發展到最高潮的階段，覺悟社成立之前天津有兩個組織，一個是學生聯合會，一個是女界愛國同志會，他們以性別為劃分，在學生運動逐漸高漲起來（的情況下），他們逐漸走向了聯合，開始意識到應該組建一個由男女同學共同組成、組織形式更嚴密的組織，這就是覺悟社醞釀的過程。

1919年9月16號，在天津東南角草場庵天津學生聯合會辦公室裡，覺悟社舉行了成立會，出席會議的20名青年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張若茗、李毅韜、諶志篤、諶小岑、潘世綸、李錫錦、關錫斌、李震瀛等，他們既有指揮請願學生和反動當局進行斗爭的學生領袖，又有在愛國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理論家、宣傳家，還有在與反動軍警搏斗中流血負傷的中幗豪傑，此外還包括黃愛等社友10餘人。成立會由周恩來主持，並起草了覺悟社宣言。

“伍豪”

周總理的筆名自此誕生

2019年9月16日，在天津覺悟社百年紀念活動中，覺悟社裡年齡最大的社員諶志篤的小女兒諶曼玲將一枚印有父親代號的印章捐獻給天津覺悟社紀念館，這枚印章有著怎樣的意義？印章和代號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原來，當時為了斗爭的需要，社員們采取了抓鬮的辦法，以號取名。這便是周恩來“伍豪”（五號）、鄧穎超“逸豪”（一號）筆名的由來。

當時為了增加代號的隨機性，共制作了50個代號，20名社員隨機抓，保證大家的代號不連續，湊巧的是，當時年紀最小的社員鄧穎超抓到了最小的數字1號，所以鄧奶奶有個筆名叫“逸豪”，周總理當時抓到的是5號，所以總理“伍豪”的筆名出自於這裡。當時這些代號有很多作用，比如社會書信往來、稱謂等。

與年紀最小的社員鄧穎超抓到最小的數字1的情況相仿，覺悟社裡年歲最大的社員諶志篤抓到的是最大的數字50，因此他的代號是五零，諶志篤的小女兒諶曼玲回憶到，“我父親抓了50號，就是五零，是代號，我父親筆名叫石聲。個人制作的還是統一制作的不清楚。因為它比較小，就放在角落裡，後來看到五零我就覺得珍貴了，我說這個應該給覺悟社呀，也是了了一個心願。”

引領

創社第五天 李大釗應邀前來

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一個活動，就是請到了正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工作的李大釗到覺悟社參加活動。李大釗是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發展的重要人物，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他始終關注著朝氣蓬勃的青年進步團體。在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五天，李大釗就應邀到覺悟社和社員們座談。李大釗的親切鼓勵和諄諄教誨，給社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大釗後人李曉莉介紹，“李大釗先生聽了鄧穎超介紹的覺悟社建設的宗旨，非常肯定。他說我發現‘覺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開的先行’。這句話實際上對於新成立的覺悟社，給予了一個充分的肯定。因為當年北京大學是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宣傳共產主義的，李大釗先生當時是非常知名的一個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也是他們仰慕的一位先生。所以先生給予他們這麼高的評價，對於初創覺悟社的學生來講是非常受鼓舞的。”

在李大釗的勉勵下，覺悟社成員閱讀《新青年》，研討李大釗的文章《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在人生的道路或者在進步思想的滋養上十分受益。

除了李大釗，覺悟社還邀請了徐謙、包世傑、錢玄同、劉半農等許多專家學者來演講，並且召開各種問題討論會，譬如學生的根本覺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讀主義等，在當時國內還沒有出版馬克思、列寧的著作的情況下，社員們在眾多的新思潮中艱難地尋找科學的真理。當時北京的進步報刊《晨報》曾對此報道說，“覺悟社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結合的小團體，是天津的‘小明星’。”

革新     革心

決心“覺悟” 喚醒同胞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編輯出版《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他撰寫了這份會報的創刊號社論《革新 革心》，並且經過覺悟社全體社員集體討論，周恩來執筆，在1920年1月20號出版了覺悟社第一期雜志《覺悟》，其中《覺悟》和《覺悟的宣言》闡明了覺悟社要本著“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在宣言的最後，周恩來充滿激情地寫道：

我們全是學生，決不敢說已經“覺悟”，我們的決心就是齊心努力向“覺悟”道上走，同時也盼望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向“覺悟”道上走。努力！奮斗！ 

這兩篇綱領性文章正體現了覺悟社的宗旨與成立的意義，天津市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徐娜介紹，在兩篇文章當中，第一個心是人心的心，第二個新是破舊立新的新，意思是改造舊思想，改造舊社會，兩個字同音不同意，順序是不能顛倒的，因為在周恩來以及社友們的集體討論之下，認為只有先改造舊思想，纔能改造舊社會。

這也是從中國革命的長遠著眼的宏偉目標。現在看來，覺悟社的宗旨和目標及其展現出的內在精神就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的五四精神，它與同期天津其他進步社團的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喚醒同胞”。

被捕

獄中探尋救國道路

覺悟社成立後，很快投入到反帝愛國斗爭中，成為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中堅力量。它同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一起發起組織了多次請願斗爭。1920年1月29號，在抵制日貨的斗爭中，覺悟社主要成員周恩來、馬俊、郭隆真、張若名等人被捕，成立僅四個月的覺悟社受到了沈重打擊，覺悟社的集體活動一時陷入停頓。

但是，在這個時候，身陷囹圄的周恩來並沒有氣餒，他根據入獄期間的斗爭和學習情況分別編寫了3.5萬字的《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其中《檢廳日錄》記載了周恩來先後用六個晚上向獄友詳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警廳拘留記》則詳細記錄了自己與同伴在獄中的實況。

在後來旅法期間，周恩來說“我的思想是顫動於獄中”，應該說這是周恩來對關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大浪淘沙

選擇不同人生道路

這次斗爭經歷使周恩來深刻認識到，只有把全國各地進步團體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纔能改造舊中國，挽救中國於危亡。出獄後，在8月份舉行的覺悟社年會上，周恩來就提出了要將五四運動後產生的各地進步團體改造聯合，共同斗爭的主張。

由於當時的北洋反動當局的鎮壓，覺悟社的集體活動停止了，所以覺悟社有兩個社員出國了，還有一個社員在南京投考高等師范，一個社員回家省親患病，有幾個社員因家庭關系半年來退出了各項活動。因此那次年會，大浪淘沙後，只有14個人參加，這也就是現在所能看到的那張14名成員年會的合影，是迄今為止唯一保存下來的覺悟社成員較為完整的合影，彌足珍貴。

當時他們在法租界一間小樓房裡開了三天，當時討論的情況可想而知，每一個社員都談了一年多來的思想變化和感受。在聽取了所有人的交流之後，周恩來做了兩項結論：一是覺悟社社員們都還在青年時代，最長的只有25歲(諶志篤)，年輕的只有17歲(鄧穎超)，都缺乏革命的知識和經驗，今後應該繼續求學充實自己；二是單單的這樣一個進步團體，它是無法形成巨大力量的，應該團結各地的愛國團體，采取共同行動，纔能挽救中國於危亡。

如何聯合各地團體，讓改造聯合得以深入進行？覺悟社成員們想到了尋求李大釗的幫助。在李大釗的主持下，1920年8月16號覺悟社邀集了北京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等4個進步團體在北京陶然亭舉行了重要的集會。

陶然亭會議使周恩來深受啟發，李大釗須標明主義的主張，使他更堅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鄉去“對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的決心，也為他開始為赴歐洲求學做了積極准備。

這次會議也成為了覺悟社發展的分水嶺，隨著1920年11月周恩來、劉清揚、郭隆真等人赴法國勤工儉學，覺悟社的社員們開始星散，鄧穎超、諶志篤等人則留在國內學習，繼續從事革命活動，覺悟社的集體活動停止，社員們由此也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天津市委黨校文市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徐娜說：

覺悟社成立的宗旨，就是為了喚醒同胞，啟迪思想，救國救民，所以在經過覺悟社這樣一個在五四期間的鍛煉，經受了覺悟和探索新思潮思想洗禮之後，覺悟社很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堅定的革命者，像周恩來、鄧穎超等9名社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馬駿、郭隆真、黃愛成為覺悟社的“三烈士”。他們很好地踐行了覺悟社的宗旨和精神，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也是永遠值得我們銘記的。

點燃

引導一代青年  走向愛國道路

覺悟社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它為後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20位懷揣救國救民、尋求真理夢想的青年從這裡啟蒙，點燃思想的火種，並積極投身於反帝愛國運動的急流中，探求救國出路……正如《覺悟社社員歌》所唱的那樣：“世界潮流，洶湧澎湃，……大家攜手作先驅，奮斗犧牲是精神……”。

在2019年9月16日的百年紀念活動中，周恩來鄧穎超秘書、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趙煒也談到了深入認識覺悟社歷史與精神的現實意義：

“覺悟社最重要一點，就是引導青年走向愛國道路，這很重要。鄧穎超講了一句話，覺悟社是自己革命的起點。這就是引導青年，首先是愛國。這是天津的一個亮點啊，因為現在年輕人很重要啊，他們應該結合我們當前中國新的時期如何去學革命前輩怎麼樣去愛國，怎麼做自己工作是很重要的……”

歷經百年，天津覺悟社見證了曾經這些愛國進步青年們的青春與奮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不斷重溫革命歷史，傳承五四愛國精神，為祖國而奮斗，不負青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您今天收聽了一百年前天津覺悟社青年們奮發求索的故事之後，有著怎樣的感受？深入感受印刻在紅色印跡裡的初心、故事與使命，您有什麼話想說呢？歡迎留言與我們交流，我們每天也將集納和展示大家的精彩留言。（津雲新聞編輯付勇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