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乾部在湖南

1949年解放軍攻克天津

1949年解放軍進入天津城區

天津北方網訊：70年前，一場29小時的激戰，天津重回人民懷抱；30萬人民子弟兵走上戰場，為解放天津出生入死。硝煙散盡，百業待舉。面對天津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一支由7000多人組成的接管隊伍從勝芳走來，他們作風廉潔、深入群眾，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誠迅速贏得人民擁護。回撥時針，重溫歷史。天津海河傳媒中心推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特別報道”，致敬為天津解放和建設立下歷史功勛的革命先驅。

天津解放後，大部分單位的接收工作在三至五天內基本完成

黃克誠非常重視進城後的紀律問題

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發起平津戰役，在解放張家口，包圍北平（今北京）、天津後，駐守天津的國民黨軍依仗其堅固的設防，拒不接受和平解放天津。東北野戰軍集中5個縱隊22個師和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共34萬人，於1949年1月14日開始強攻天津，至15日全殲守城國民黨軍13萬餘人，解放了華北第二大城市天津。

在此之前，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請黃克誠以盡快速度結束工作，率乾部隨東北野戰軍南下，黃並准備擔任天津軍管會主任兼天津市委書記。”黃克誠這次天津任職，是由毛澤東點將的。在毛澤東心裡，打天津主要是東北的部隊，選擇一名有威望的東北部隊的領導乾部主持軍管會工作，有利於天津地區的穩定和工作開展，黃克誠沈穩、老練，富有開創新局面的經驗，是最適當的人選。

黃克誠非常重視、也十分擔心進城後的紀律問題。軍管會的乾部大部分長期在農村工作，對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比較陌生。他在入城前特別強調了紀律：“進城後，軍管期內實行集中制，一切沒收、逮捕、殺人或外交事項，權力都要集中在市委，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准機動處理，獨斷專行。不准擅作主張、擅自行動。必須做到言行謹慎，不准亂說亂做，要按報紙和文件做宣傳。艱苦朴素，不准腐化貪污，要保持在農村的優良作風，短期內，任何人不准換衣服，抓物資。緊張工作，不准游蕩玩耍，要牢記李自成進城後因蛻化而失敗的歷史教訓。深入群眾，不准官僚習氣，要深入到工人、勞動市民中去。”通過一系列學習，接管乾部統一了認識，明確了任務，掌握了政策。各部門據天津地下黨提供的情報制訂出具體的接管計劃。

1949年1月16日一大早，天津發布《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布告》，宣告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所有軍管乾部到達接管崗位後，開始按照“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管”的方針，分財經、文教、市政三大系統，進行接收工作。

大部分單位的接收工作在三至五天內基本完成。至1949年2月中旬全部完成，共接收1263個單位，包括官僚資本的銀行、工廠，還有倉庫、機關、醫院、大專院校、中學、小學等。接收物資中數量較大的有布匹150萬匹，糧食3000萬斤，汽油、機油約4萬桶，各種軍衣約30萬套等。1949年2月25日，黃克誠給總前委並中共中央寫了報告，從進入天津前的准備工作、天津情況與各階層的動態、接收工作的經過、迅速完成完整接收的原因、存在的問題和教訓等方面作了匯報。他向中央報告經驗，也如實反映了問題。

黃克誠的女兒黃楠談起父親：“父親是特別節儉的人，我們家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比較寬敞外，其他都很簡單。當我嘗試著把關於父親的雪泥鴻爪的印象和思緒連綴起來時，纔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我們是在一次次地追尋整整一代革命者前僕後繼獻身的腳印。”

1945年，北安橋下的知識書店，成為通往解放區的聯絡站

這是一家不該被遺忘的紅色書店

“我從一開始辦書店，就想帶有紅色革命色彩。”94歲高齡的楊大辛老人，回憶起當年黎明之前的青春之歌，仍十分激動。1945年冬天，原天津市遼北路60號，北安橋下坡處，新開業了一家知識書店。書店規模很小，包括經理一共四個人，以革命內容為主的紅色書刊擺到了明顯位置。不久後，書店成為天津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書店經理楊大辛結識了大批進步青年，他宣傳進步聲音，掩護同志去解放區，保護電臺……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傳奇任務。

1945年創辦知識書店

成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20歲時，我受抗戰勝利後愛國主義思潮感染，接受了民主運動的洗禮，也結識了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在思想上有了革命意識，在行動上也想為共產黨做點工作。於是我就想在天津開個書店，經銷進步書籍。我找了幾名初中同學，大家合資開了一個小書店，取名“知識書店”，經銷北平（今北京）“中外出版社”出的書。

1946年1月，知識書店開始銷售美國記者寫的《中國解放區印象》《紅色中國的挑戰》，郭沫若寫的《蘇聯紀行》，黃炎培寫的《延安歸來》，還有一本《毛澤東印象》。後來又開始銷售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書籍。這些進步書籍非常暢銷，很多學生來買書。

知識書店一下子就“紅”了起來，引起當時國民黨特務的注意，經常來書店轉悠。合伙的幾個同學害怕了，紛紛撤資，書店被迫停業。我還想把書店開下去，怎麼辦呢？我想起一個中共地下黨人叫李克簡，1945年3月從解放區到天津，我當時與他結識。我找到他，希望得到支持。同時我也找到一位叫王希賢的朋友，他是郵局的高級職員，他們都爽快地答應了。1946年5月，他們出資買下書店，我當經理。從此，知識書店正式成為中共地下組織的文化事業，也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天津解放後，我纔知道他們買下書店的錢不是個人的，而是黨的經費。

通往解放區的聯絡站

鈔票號碼是聯絡密碼

知識書店作為地下黨的外圍組織，1947、1948年多次掩護同志去解放區。解放戰爭時期，從天津去往解放區的途徑是坐火車沿津浦線南下，經過滄州下車到泊鎮，那裡有個國民黨的卡子口，通過這個卡子口，就可以進入冀中解放區了。

由於當時從上海到天津的鐵路經常停運，很多人都是坐輪船到天津，從海河上的大連碼頭下船，之後進書店，說明自己是從上海來的，我先觀察店內正在看書的顧客，如一切正常，就會不動聲色地把來人讓到二樓。

此前，我肯定會接到上海方面的來信，內容很簡單，就是說明某月某日，某書店的人要到天津找你。在那個年代，寫上這些就足夠，如果話太多，極有可能暴露，收到來信後也要立即銷毀。我安排來人化裝成普通員工或老百姓的樣子，然後去找自己的聯系人。

有一天，黨中央社會部派來的吳佩申找到我，他告訴我，有人要從香港去解放區，在天津中轉，需要我幫助。我接到的是一家人，夫婦二人帶著兩個孩子，在書店二樓住了一宿，第二天吳佩申把他們送走了。

我曾介紹兩位同學去解放區。去解放區需要和組織聯系，我想起北平有一位同志叫陳文鼎，負責送北平大學生去解放區，便去找他。陳文鼎手裡有很多新鈔票，給了我兩張。怎麼用呢？我把兩張鈔票交給同學，讓他們拿著鈔票到泊鎮的一個貨棧，囑咐他們一定要背下鈔票號碼，即便鈔票被卡口子的守衛沒收，只要記得號碼，也能聯系上。當年的泊鎮是“國統區”與解放區的交界地，雖然基本上在我方控制下，但往來人員很復雜。表面上那是貨棧，其實是接待進步青年到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站。我的兩個同學拿著鈔票去了貨棧，接待的人看到鈔票上的號碼，知道是自己人，很快把他們送到了解放區。

協助解放區運送藥品和電臺

我的名字上了軍統黑名單

1947年春季，一個叫汪駿的人乘坐一輛載貨汽車來到知識書店。我在北平見過他一面，知道他是地下黨員，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經常往解放區運送藥品。他告訴我車上裝著運給解放區的藥品，由於感覺情況異常，路卡森嚴，沒敢硬闖，到知識書店周轉一下，藥品先存在書店，他趕回北平，到救濟總署找人辦一張通行證，再把藥品拉走。我們把十幾箱藥品搬到書店二樓，汪駿悄悄告訴我，藥品箱子中暗藏有電臺等通訊器材。我立即感到責任重大。

藏一些藥品倒沒什麼，私藏電臺要冒很大風險，一旦被特務搜查到就麻煩了，不但書店暴露，而且會影響解放區使用通訊設備。我絞盡腦汁想辦法，把十幾個箱子安排在二樓一個儲藏間，與雜物混在一起，看起來像普通家具，再弄上些塵土，以免露出破綻。每天我都小心觀察書店周圍是否有特務出現，幸好那幾天沒出意外。

一星期後，汪駿帶著通行證將藥品和電臺器材運走。後來，汪駿又以藥品名義運來一批電訊器材，這回我有了准備，把電訊器材轉移到一個倉庫中，安全存放多日後被運走。

在“國統區”賣進步書籍很危險，很快遭到特務監視。眼看書店的形勢一天緊似一天，如果繼續按照我最初的設想去經營，恐怕知識書店早就被查封了。李克簡同志來到書店，告誡我對敵斗爭要講究方式方法，要采取策略，如果這樣一個地下黨的外圍陣地被破壞了，對於黨的地下工作和廣大進步讀者來說都是損失。

從那以後，我在書店中擺放了一些“國統區”的出版物，只有老讀者纔能購買到一些進步書刊。同時，我還經常參與書店同業公會的活動，盡量避免游離在同行之外。

書店還是被特務盯上了。1947年7月15日，國民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接到報告，說知識書店經常有共產黨出入，書店經理楊大辛是共產黨，特申請逮捕。但不知為什麼，這份報告沒被批准，我躲過了一場劫難，對於天津的進步青年來說，保住了渴求進步知識的陣地。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直到多年以後，天津有關部門在整理舊檔案時，纔發現了1947年的那份報告。1950年11月，知識書店與讀者書店合並。1952年，知識書店的圖書發行部門並入新華書店，出版部則另行組建了“天津通俗出版社”。

1949年，10萬南下乾部開始了具有全新意義的“長征”

天津南下乾部在湖南

李景春1928年出生在薊縣（今天津市薊州區）南付屯村，1947年入黨，帶領民兵參加解放戰爭，抬擔架送傷員，受到支前司令部的嘉獎。1949年3月，他作為南下乾部的一員，歷時250多天，行程3000多公裡，來到湖南，任零陵縣第五區區長。後來他一直在湖南工作，直至1985年5月離休，現居長沙。作為親歷者，李景春講述了這段歷史。

解放區乾部待命南下

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勝利之後，我們突然接到通知，所有縣區乾部一律到縣委報到。縣委書記楊金廣傳達區黨委指示，然後學習1948年毛主席為新華社寫的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同時學習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進行思想武裝，動員報名南下。

根據上級指示，按建制配齊黨、政、群、武和相當的醫務、警衛、通訊、勤雜人員，一分為二，一半留原地，一半南下。抽調的南下乾部必須身體好，有一定文化基礎，家庭負擔不重，思想進步，不怕死，能堅持長途行軍，有打游擊經驗，年齡在40歲以下，如夫妻都是乾部的，一同去，但不能帶小孩，懷孕的女同志不去。並規定了組織紀律，一經確定南下，限期交接工作，按時報到，無故拖延時間或中途逃跑的，一律開除黨籍和政籍。南下采取自願報名、上級審查批准的方法，大家雖說全報了名，但有的是自願，有的是形勢所迫。大家都知道南下意味著剛剛結束游擊戰爭生活，又要奔赴戰火紛飛的新戰場；意味著從此離開父母、妻兒和父老鄉親；意味著將要離開曾與敵人浴血奮戰的家園。所有這一切，都是對即將南下同志的一種考驗。

黨中央在1948年9月專門討論了乾部配備，1949年2月指令華東、中原野戰軍准備二月渡江，全解放區抽調南下乾部5.3萬人（實際超過10萬人）隨軍南下。南方各省、地、縣、區班子已配好，湖南黨、政、軍於1949年3月在天津成立，黃克誠任省委書記，金明、高文華任副書記，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肖勁光任軍區司令員，於1949年3月帶領12654名南下乾部，其中男性10810人、女性1844人，集中到唐山農村集訓。

到唐山開平集中學習

1949年3月5日，由縣委書記帶隊到十四地委所在地平谷縣集中，3月10日向冀東區黨委所在地唐山開平進發。經過兩天行軍到達開平，這時我纔知道，冀東區黨委所轄27個縣市，共抽調3400多名南下乾部，組成冀東南下乾部工作團，冀東黨委首腦機關稱總隊，地委是大隊，縣是中隊，區是班，由各隊負責人組成委員會，發放服裝、被褥、日用品。

我們吃的是中灶。當時是供給制，地師級是小灶，縣團級是中灶，一般乾部是大灶，對南下乾部特殊優待，每天吃細糧，有時還有魚肉，天天像過年。開始特別能吃，早上吃三四個大饅頭，兩碗粥，中晚餐還能吃兩大碗飯，每周吃一次半斤面、半斤肉、半斤菜的餃子，一個月後飯量明顯降低。我們的裝備是清一色的短槍，有德國的駁殼槍，有擼子，牌子不一樣。隊伍中最珍貴的兩件寶，一件是槍，一件是金星鋼筆。

集訓期間每天學習十個小時，通過學習使大家知道，到新區後務必警惕驕傲自滿情緒，務必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空閑之餘大家議論最多的還是南方，聽說南方天氣熱，北方烙餅用鍋，南方把餅貼在門框上就熟了。南方的蚊子跟北方蜜蜂一樣大，一抓一大把，咬下一口肉飛到樹上去吃。在南方千萬不能隨地拉屎，因為有一種叫竹筍的東西，你在地上拉屎，它一聞到臭味，一下子就長出一尺高，把屁股紮破了。有人說不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就是南方，那是好地方！

乘悶罐火車一路向南

1949年4月21日晚，人民解放軍突破防線，用木帆船做主要渡江工具，千帆齊發。23日晚解放南京，繼續分路向南挺進。5月25日，冀東南下工作團除少數留守人員外，全體集合到開平火車站，踏上新的征途，向南方挺進！

我們坐的火車是裝貨的悶罐車，中間有個鐵門，兩個通風窗孔，車廂裡鋪上高粱稈子編的席子，白天席地而坐，晚上幾十個人擠在一起。一節車廂裡放幾袋乾饅頭、一些咸菜、幾桶冷水。一列火車上有一節客車廂供女同志乘坐，其實還不如悶罐車廂，因為我們晚上還可以躺著，她們一天到晚只能坐著。大家情緒飽滿，沒有叫苦的，因為這與上前線拼殺相比，條件不知要好多少倍。

5月29日到達河南省新鄭縣，上級命令下車步行到農村駐紮。這時終於明確了我們的任務是接收湖南，冀東接收永州地區八個縣，我們薊縣的接收零陵縣。在新鄭縣住了兩個月，調整了一些乾部，每個區按十二個人配齊。

7月22日從新鄭坐火車出發，25日到武漢以北的灄口車站，那裡橋已被炸毀，加上連日暴雨，路面積水兩尺多深，我們背起背包，卷起褲腳，脫掉鞋襪，在洪水中艱難跋涉4個多小時，深夜進入武漢市區，又累又餓又困，有的乾部坐在大街上就睡著了。

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勁攻勢下，經過數月艱苦談判，程潛接受了和平解放湖南的主張，於8月4日率長沙綏靖公署第一兵團7萬多人起義。8月5日晚上10點多，解放軍部隊在小吳門舉行盛大入城式，長沙10萬市民夾道歡迎，宣告長沙和平解放。

8月12日，我們從武漢坐船由長江進入洞庭湖。在船上住了一夜，第二天進入湘江到長沙，上岸一看，江邊上全是破爛不堪的席棚，沿江邊走了一個多小時到達駐地──高工學校（現汽車電器廠），東面是飛機場（現東風廣場）。

南下乾部在南方紮根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我們在長沙中山公園（現青少年宮）參加慶祝大會，當聽到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會場上一片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口號聲經久不息。

10月21日零陵解放，次日我們由長沙坐船到衡陽，然後步行三天到達零陵。我們冀東薊縣的南下乾部全部到達目的地，沒有一個開小差的。從家鄉出發，歷時250多天，行程3000多公裡，克服了艱難險阻，經歷了種種考驗，始終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叫乾啥就乾啥，大家都要求到最艱苦、最危險的地方去。

南方鞏固以後，上級考慮到南下大軍和乾部大部分與家人兩地分居或是單身漢，“不安家安不下心，不生兒女紮不下根”，號召有家屬的接家屬，沒家屬的在當地找對象，於是我們的家人也相繼南下。我們這些南下乾部在南方紮根，南方成了我們的第二故鄉。

張淮三

遭受嚴刑拷打英勇不屈

河北區呂緯路93號，天津扶輪中學坐落地。記者跟隨姚瑞珂老師走進校史館，牆上醒目地懸掛著張淮三和他的入黨介紹人李青的照片，姚老師介紹說：“當時日本在華北出版的《防務月刊》登載，北京的清華、天津扶輪，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因為黨支部最大、地下黨人數最多。”

解放戰爭期間，作為中共天津地下黨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張淮三領導成立了天津市第一屆和第二屆學委，組織開展了“反甄審”運動和一系列爭民主、反內戰的示威游行，領導參與建立了職業青年工作委員會、天津婦女工作委員會等黨的外圍組織。

1948年，張淮三被捕入獄，遭受多次嚴刑拷打。他的長子張奎元說：“敵人把我父親綁起來，拿藤條沒頭沒腦地往身上抽，用拳頭使勁砸，用煙頭往脖子上燙。”張淮三被折磨得內髒嚴重受損，經常大口吐血，但他始終沒有暴露身份，沒有出賣同志，沒有出賣黨的組織。

時光荏苒，初心不忘。1985年，張淮三在給子女們的一封家信中這樣寫道：“我懇切希望你們都樹立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爭取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是我49年黨齡老黨員為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終身的責任。”

於致遠 金爽

革命伉儷的無悔人生

在河西區一棟普通居民樓裡，我們見到了於鐵丘老人。“我母親被捕時正好十月懷胎，我在敵人的監獄裡出生，母親為我起名‘鐵囚’，後來改為鐵丘。”

金爽1923年生於天津，1944年入黨。在解放區勝芳學習時，她與於致遠結識，二人在1946年7月結婚，黨組織安排他們回天津，以家庭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1948年1月的一天，國民黨特務闖入於致遠家，於致遠當時去城工部匯報工作，懷有身孕的金爽被捕入獄，遭受嚴刑逼供，懷孕七個多月時早產，生下於鐵丘。1949年1月，於致遠回天津參加接管工作，第一次見到了兒子。面對百廢待興的城市，於致遠日夜工作，未能更多地陪伴家人。於鐵丘說，父親總是記不住自己多大了，“他有好幾次問我，現在你幾年級了？他不是不愛孩子，而是真的沒有時間。”但是父親總會對他講一句話，“你就記住一點，咱們這個黨，永遠是好人戰勝壞人，對的戰勝錯的。”

何國模

決戰前保護北洋大學

1946年7月1日，何國模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經黨組織同意，他報考北洋大學，來到天津，接受北洋大學地下黨支部組織委員洪濤的單線領導。解放天津的戰役即將打響，何國模與地下黨員高光國一起成立護校隊。北洋大學撤出西沽校區，在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借了教室和庫房，將近2000名師生及家屬安置下來。此時天津進入戰爭狀態，這些人的吃飯成了問題。何國模回憶：“我打聽到，國民黨教育部給天津北洋大學匯了一批南遷費，於是動員了30名學生，圍住出納組主任王培傑和副訓導長張務滋，提出要買糧食，終於拿到了這筆錢。”

錢有了，可糧食到哪去買？何國模找到學校機工廠廠長張鳳崗副教授，張鳳崗帶著何國模到批發糧食的地方，訂了20萬斤小站稻，隨後又去買了5000斤咸菜、5000斤鮮菜。直到天津解放，這些大米和咸菜纔吃了一半。

沙小泉

組織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

1946年夏天，19歲的地下黨員沙小泉從北京大學轉入南開大學，實際上，她是受黨組織委派，擔任天津地下黨“北系”的負責人。記者在河西區一個普通居民樓裡見到沙小泉。老人由於身體原因，講話斷斷續續，但頭腦非常清醒。她拿出一份資料供記者參考，並表示：“對不熟悉的情況不做評判，只談跟自己有關的事實。”沙小泉在煙臺長大，1944年高中畢業到北京，1945年8月1日加入地下黨。到天津後，她牢記北平學委書記佘滌清的囑托：“共產黨員就是一顆種子，人民群眾就是土壤，走到哪裡就要和哪裡的土壤結合在一起，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她和七位黨員建立了南大黨支部，又建立了北洋大學、河北工學院、女師學院、市立一中黨支部。她領導的天津“北系”地下黨組織發起成立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參與發起抗議美軍暴行、反內戰、反南遷等運動。不到兩年時間，發展黨員130人，黨的外圍組織成員240人。國民黨對天津地下黨和進步活動的鎮壓日益加劇，斗爭形勢緊迫，沙小泉在天津市內隱蔽起來繼續工作，獲取與送出了城防情報，並為爭取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津雲新聞編輯付勇鈞）